从中国回来的萨赫扬诺娃，转到了蒙藏部工作。    

    那位曾在广州工作过的佩尔林，则在情报部工作。情报部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工作最为忙碌。    

    后来，达林被调到中国部，负责中国的共青团工作。    

    在中国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谁呢?    

第六部分：聚首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筹备大会时，他是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成员)。    

    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显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词说：    

    “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曾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去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一九二○年四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一九二○年六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