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他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一九二一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张国焘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张国焘称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这个评价倒是颇为恰当的。    

    张国焘还忆及维经斯基离华时的情景：“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第六部分：聚首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维经斯基没有回到派他到中国的出发地——苏俄远东门户海参崴，却坐上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    

    伊尔库茨克是苏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处于安加拉河与伊尔库特河的汇流处。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那在一八九八年建成的西伯利亚大铁道。    

    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这个远东书记处便设在伊尔库茨克——那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作出的决定。    

    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维经斯基来华，还负有“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使命。经过他的考察，显然，在上海设立这样的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    

    维经斯基从中国寄出的报告，以及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关于同朝鲜侨民革命者建立了联系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意识到必须设立负责远东事务的专门机构——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执行局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从莫斯科出发，要坐两周左右的火车才能到达那里，而从那里到海参崴，也得坐十来天的火车。这是一个与莫斯科、与远东各国的联系都不甚方便的所在地。    

    西伯利亚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维经斯基从结着冰花的玻璃上朝外望去，一片白茫茫。火车在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漫长而单调的旅行生活使他感到疲惫。    

    离开广州时，他不过穿一件薄毛衣而已。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时，他全身用皮革包裹着——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西伯利亚人，名叫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虽然不过三十五岁，但眼角、前额已有了明显的皱纹，高高的个子，一身军装，披着一件骑兵长大衣，头戴布琼尼式军帽。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    

    舒米亚茨基已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俄共（布）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    

    他，一八八六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在贫瘠、严寒的土地上成长的他，十二岁就不得不前往赤塔的铁路工厂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