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米亚茨基在十七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他成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他被沙俄当局通缉。后来他逃亡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一九一三年，二十七岁的他重返祖国，加入了俄共(布)。他成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做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参加过反击高尔察克的战斗。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由此，他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他出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舒米亚茨基诚挚且总是对事业充满信心。他把自己的副手介绍给维经斯基。    

    他的副手叫明斯克尔，比维经斯基大两岁。明斯克尔也有着曲折的革命经历：他原是乌克兰基辅人。二十一岁时由于参加秘密革命活动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并加入了俄共(布)。他曾被捕，关押了一年。红军游击队救出了他。不久，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负责俄共(布)滨海区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他熟悉了中国的情况。    

    由于明斯克尔受过革命的严酷考验，又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因此他被调来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    

    维经斯基是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那位布里亚特族的萨赫扬诺娃，一起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子里。在那儿，维经斯基结识了舒米亚茨基的能干的妻子丽娅·伊萨耶美娜，她主持远东书记处的国际联络部的工作。    

    还有一位领导人叫布尔蒂。他也坐过牢，参加过与白卫军的斗争。他来到远东书记处之前，是俄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副主席。    

    从事国际妇女工作的勒柏辛斯卡娅，也调往远东书记处。    

    据当年在那里从事青年工作的达林回忆，这位后来前往中国上海的勒柏辛斯卡娅，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统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里的工作人员相当多，主要是由四部分人组成：    

    一、十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英语流利，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二、长期在中国东北(满洲)生活的俄国人——会讲汉语，或者熟悉中国情况；    

    三、在莫斯科或海参崴的东方研究部门学习过——懂得东方的情况；    

    四、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党忠诚、可靠，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由这样四部分人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像高效率的雷达，接受着来自远东各国的信息。    

    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    

    每一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    

    人数最多的是朝鲜支部。    

    不言而喻，维经斯基被分配在中国部工作。参加中国部的还有马马耶夫、阿布拉姆松、库里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德维奇。    

    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