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张太雷)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部。……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一九二一年六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一九三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    

    “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的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去到那里的。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至七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内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异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因为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一五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站稳了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一百零三个组织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达五千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