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贪污受贿危及到他改革的中心目标：它蚕食经济增长；它危及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文章中，裴敏欣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情况发出警告：在1966到1998年的32年中，印度尼西亚实现了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萎缩和国内民众的富裕生活收缩时，其国内的腐败政权也随之就垮台了。人们尽管不得不提防这种令人可悲的状况，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不是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总统不顾民意，把国家的财产转给他的妻、子。苏哈托的六个儿子控制着数千家企业。如此明目张胆的、令人唾弃的贪污受贿在中国的高层还没有。 

      　　从党的领导干部到普通的农民，邓在全国范围发动起一场全力投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民运动。他把数亿人从他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中解脱出来，并把他们带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同时引发起他们的企业精神、意识。农村私人企业的50%、城市私人企业的20%都出自于农民资金。对人的这种精神唤起为中国经济创造了超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大发展气氛，并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是邓给予他的后来者所留下来的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宝贵遗产。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像中国这样大的农业国家能够在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10%，直到中国发展的事实让大家领教了。在90年代中期，西方许多的观察家们从这种发展的速度中形成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到2010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这也像那种50年代末期时对苏联的预言、80年代末期对日本的预言那样。也正像苏联以及日本在经过20年后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邓富有成就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到了这样的时刻，作为最大经济国家的预言也落入这样的循环，即它到了发展的最大限度。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第三十章 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    

      　　（1997～1999）   

      　　邓的南巡——繁荣处在萎缩中   

      　　1992年，邓小平以其“南巡”掀起了继1989～1990年萎缩之后的这场巨大的经济繁荣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在1992年到升达14.2%，并且在1993和1994年分别保持在两位数：13.5％和12.6％。这种繁荣主要是由在工业设备以及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所带来的，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增长率在1992年约为44％，在1993年约为62％。资源使用的剧增也使得价格猛涨。1994年零售价指数上涨21.7％，而服务行业的消费价格指数大约上涨了24.1％。这场繁荣由此也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即刻对银行贷款紧急刹车。1996年底，中国庆祝这场“富有成效的软着陆”。朱在不扼杀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终于把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压低到了6.1％，而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9.6％的高水平。这也就像以往那种规则的摇摆于繁荣和萎缩之间的涡轮一样。 

      　　可是，在此究竟还是出现了新的情况：着陆尚未完结。通货膨胀仍然在继续。1997年11月，通货膨胀冲破了基准线，并转入通货紧缩；零售价指数在1998年下降了大约2.6％。通货紧缩持续了三年，直到2001年末局势仍未明朗，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否解决了？由于通货紧缩也使得经济增长持续滑坡，经济实际增长在1999年只有7.1％。 

      　　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在1998和1999年应该是各自水平的4.5％，而其中的2%是“人为”的通过政府的凯恩斯主义赤字型经济支出形成的。人们习惯于引用官方报道的经济增长数字，尽管这个数字在这几年似乎特别得高，但是常常以在名义上经济增长数中减去1.5％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数字。 

      　　邓的南下－繁荣（1992～1995）完全与日本的平成景气或者说泡沫经济（1986～1989）相似。像平成景气一样，南下繁荣是通过剧烈投资所形成的；也像它一样，在房地产和工业产品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同时留下了许多高债务的企业以及成堆的银行无法收回的难题贷款。作为中国高速发展标志的、为世界所共认的、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在1998～1999年也成为通货紧缩危机的标志。新建的商贸大楼和住宅大楼70％都空着，平方米租金跌到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