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不妨以90年代末期贪污受贿状况为例，下面是几段摘要：   

      　　政府在1999年8月份公开了国家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上半年有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亿美元）被官员贪污，并转到私人账号上去了。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9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条消息，国家财政拨款中有1200亿元被挪用，这笔数目相当于中央政府税收的1/5。 

      　　1998年，一个由朱镕基委派的检查组发现，在1992到1997年间，巨额粮食收购款的40%被吞没或者被挪用。粮食收购部门的亏损一年比一年高，这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不到全额现金，手中拿着白条，以致于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私吞和挪用的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款，而且还有日常的公款。铁道部、邮电部离退休金部门的负责人员仅仅在1999年上半年就盗用了人民币10亿元，而煤炭工业系统挪用的离退休金高达60亿元。甚至扶贫款的被挪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2000年7月，《羊城晚报》披露，财政拨出扶贫款专款488亿人民币，而其中有43亿，也就是10%，并没有用之于扶贫；这些钱却被以假发票转走了。 

      　　福建有一个走私团伙，数百名党、政干部同流合污，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经海关而偷运进中国的货物价值达150亿美金。为了把2200辆汽车从俄罗斯和韩国偷运到中国，北海舰队动用了战舰。海关估计，由于偷运使海关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元（相当于120亿美元）。独立观察家估计，国家每年的开支也就是300亿美金，这才是1997年登记进口额的1/5。 

      　　1998年，重庆的一座大桥断裂，不少人掉下深谷。大桥的建筑公司与建设部门的官员勾结，使用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把规定的高质量建材的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建筑工业和建筑部门官员的贪污受贿问题尤为严重。据估计，由于使用不合格的建材以及粗制滥造的建筑工程，使得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人民币。 

      　　如同清朝末期一样，卖官的事情重新出现。一个县级党组织负责人事的领导，在两年内出售了不少于200个政府官员职务。在另外一个县，县委书记公然出售反贪局局长的职务，要价26万元人民币。而这个大价也说明，这个位置的油水有多么大。 

      　　我们在国有企业的财产流失中已经看到，这些总经理通过种种方式把国有企业收入的部分甚至全部挪为己用。据官方估计，到1997年底，已经有12%的国企资产被他们的老总变成了私人财产。在国企和集体企业拍卖中，买主支付“佣金”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佣金甚至达到合同总额的10％。 

      　　裴敏欣（音译）在一篇题为《中国要变成印度尼西亚第二吗？》82的文章中估计，每年由于贪污受贿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5％。贪污受贿所导致的实际损失恐怕远比这个数目还要大，因为贪污受贿助长了经济的非有效经营性发展，尤其是由于它使得政府订单到了那些不具备生产水平、能力的企业，从而假冒伪劣的产品得以出现。 

      　　贪污受贿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纳税或者合理的不纳税。邓时国家不设税收确认和征税管理机构。国家获得的税收很低。地方公共事业开支的60%，而农村的则是80%，要靠纳税和手续费来填补。 

      　　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服务公司”，它们向任何一项能够想到的服务都征收手续费：谁想就某项法则做一些了解，或者获得某项行政管理条例，就得给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服务公司付费。尤其是地方管理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在许多方面征收费用。其中有些费用是合理的，但是有些纯粹是为了让一些当官的发财致富，为了保障他们丰盛的宴席，为了让他们去购买豪华小轿车，营造豪华别墅，提高补助津贴等等。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地方管理部门所增加收费名目中，有90%是未经批准或者完全违法的。其中至少有3000余不同名目的收费条例是违法的。在农村和乡镇，这些非法的收费经常引起农民的强烈抗议。也正是因此而使一些私人企业迫于地方干部强加的额外税收而关门、破产。而国有企业也不免遇到这些地方性额外的税收，但是他们能痛快的支付，因为国家银行会把他们的损失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