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主要销售市场之一：中国出口的17％销往日本；5％销往韩国；4％销往其他亚洲国家。1998年中国出口到亚洲的总量大约减少了25％，而此借助于增大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依然无法抵消。如果说1997年时的总出口额还增长了21％的话，那么1998年也就只增长了0.5％。那给1997年经济增长加上了2％的成绩的贸易，在1998年也就只能加上很小的一点点，而且这个增加的真正原因还是由于进口减少了1.5%的缘故。亚洲经济发展诸小老虎的货币严重贬值也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竞争，这不仅反应在世界市场上，也表现在国内市场上。中国出口的价格下降，尽管1998年实际的出口产品额增加了大约8.2％，但是出口所创外汇额却只增加了0.5％。在国内市场上，尤其是韩国的进口产品加剧了市场价格战，并增加了通货紧缩。 

      　　而外资流入额的减少，也加剧了已经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境外直接投资的80％以上来自于这个地区，即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作为主要的投资者。而亚洲危机中，这些投资显然疾速减少。这些减少借助于来自欧、美的直接投资而得到了抵消，但是外国银行，尤其是日本银行大量的撤回贷款所造成的缺口却无法抵消。与此有关的还有香港股票市场的萎缩。在1997年9月时，中国股票在香港创造了上涨记录，但1998年H股（中国国有企业股票）相对于高点下跌了80％；红星股票下跌了69％。北京政府为了大量地吸收资本，帮助许多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但是所有这些计划现在都不可避免地落空了。 

      　　“由此刻开始，亚洲的领头羊是中国，   

      　　不再是日本”   

      　　面对这样严峻的亚洲危机，中国尽管如此艰难，毅然自己去消化经济难题；经过这场危机，中国的政治形象在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一下子提高了。朱镕基采取了放弃通过货币贬值去解决通货紧缩的做法。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人民币贬值会再一次燃起亚洲邻国连锁的货币贬值，并最终也会使中国受到拖累。中国甚至还投入了10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护泰国货币稳定的项目。 

      　　东亚和东南亚的危机也涉及到权力的转移，这是90年代以来在这个地区就一直酝酿的。一个过时、变得缺乏勇气和目标的日本已经过时了。在70年代，在一代人以前，日本接受了这个角色，要带动东亚、东南亚向前迈进。可是它现在却把这个地区向深沟里推：日本银行撤回巨额资金；日本企业通过出口补助、想方设法拯救自己，却放弃通过扩大进口帮助其他陷入这场危机中的国家。而中国相反却在这个地区的货币贬值中作为中流砥柱；当日本在1998年通过日元相应贬值而强化了亚洲危机时，中国却坚持人民币的价值维持稳定不变。作为美国总统克林顿的9天国事访问的序曲，这个置身局外的中国却做出了高尚的牺牲，《哈拉尔德论坛报》在1998年6月29日这样写道：“由此刻开始，亚洲的领头羊是中国，不再是日本”。肯定，现在做出这样的估计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去取代日本在对南亚的发展援助和银行贷款。但是《哈拉尔德论坛报》的这种欢呼声是在宣布未来。 

      　　第三十一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    

      　　（1995～1999）   

      　　邓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解体   

      　　当邓1978年重返政坛的时候，所有的生产设施都属于国家。农业经济是公社集体所有；78％的工业是国有企业，22％属于城乡集体。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区别也就是纸面上的。掌握集体农场和集体企业实际上并非理论上的所有者集体，而是地方的党、政干部。 

      　　邓的改革使这些实质上挂在国家经济车头上的列车一节一节地被解除掉。邓允许农民回归到事实上的私人农业经济上去。随之，他又允许村、镇以及城里人独立开业。在城市里，这种新的独立开业者最初着重活跃在服务性行业，在街道边摆摊、开出租车、开饭馆和零售商店；自从1987年以来，在个体户和家庭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至少有7名雇工）。与服务性行业并列，在农村也出现了庞大的第二产业，尽管其中的绝大部分还属于村镇所有，但是它们从一开始就以私有经济的模式在运作，而且现在已经成了私人所有。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构成了解除国有经济的第三个方式。在80年代，香港、台湾的华人在轻工业领域开办了数以万计的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自1992年始，传统的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也进入中国，并且以巨额投资和高技术在华开办大型合资企业和分公司。到1997年，也就是在改革20年后，当年那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已经转变成为色彩斑斓的企业经济，在其中，不同特色的所有制形式相互竞争、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