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限度的投资，而非最大限度的赢利，这是邓工业化模式中的驱动力，正是它生成了经济发展的高强度增长。它从而与日本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殊途同归。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中心向外推动的，而是由数千个地方性中心驱动的，它们之间没有统一协调，并且相互制肘。在开设新企业方面，村、镇、县、市以及省竞相攀比。各个县、市争相在本地区建立最大的经济开发区，以便落户新企业，并尝试着去吸引外资。没有人对这种经济开发区进行实际的统计，据估计，在90年代中的高峰时期，全国就已经有1万个经济开发区。在此之后，还建立了不少。 

      　　每个省市、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投资于同样的工业领域。以日本为先例，位于第一位的是“战略性增长的工业”，在中国被称之为“先导工业”，它包括：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24个省和几个省级市都把电子工业确定为先导工业，而22个省区把汽车工业规定为先导工业。1996年底，中国有325家汽车制造企业，它们的汽车总产量达到145万辆。平均起来每个企业的生产量为4461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的汽车厂年产量达不到一千辆。其中只有一家在1996年达到20万辆，也就是刚刚达到了一个效益性汽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生产量。这家企业就是上海的大众汽车制造厂。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厂都处在赤字状况下。 

      　　汽车工业所面临的状况也是其他绝大部分工业所面临的，那就是：在全国各地，在几乎所有各省里，企业都生产着同一类型的产品。其中的绝大多数从规模上属于“非理想型的”，也就是从效益性角度讲规模实在太小了。1700家钢铁厂在1996年平均年产量为5.4万吨，其中半数以上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数。56家电视机生产厂家在1991年时的总产量相当于韩国三家企业的生产量。 

      　　各省、市之间相互保护自己的市场。上海规定小出租车只能使用排气量在1.6以上的汽车。这显然是为上海大众汽车生产的中型桑塔纳汽车确保市场，因为其他城市生产的小型汽车借以就被强行排除在外了，尤其是抵制了天津与日本大发公司合资生产的夏利小车。而武汉则对桑塔纳实施特别税和特别手续费，甚至高达百分之百，以便保护当地的雪铁龙型小车，这个型号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与法国的标致合作生产的小车。81邓的局部市场经济模式带来了一个经济上“军阀混战”的副作用。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从政治上割据了中国，此刻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上的军阀是否会把国内市场割据成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性保护市场。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前两天，《中国日报》发出了警报：“大量的重复对经济发出挑战”。许多省份，这家报纸这样评述说，都拥有同样的工业结构，到处都是“重复”建厂，以同样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有限的资源消失在创造多余的不经济的生产能力上。经济由于这种不理智的投资而完全失控。 

      　　确实如此！邓小平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繁荣与破产之间的大幅度螺旋式回旋：在繁荣时期，投资的40%和不少的社会产值都流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里去了；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了极度增加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刻只能紧缩贷款；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之后势必是一个衰退，而中国基于劳动力的疾速增加原本就应显示出4%的增长率，而这在工业国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经济衰退。一个这样的经济增长断裂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危机的背后原因之一，而这种极度的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已经有所预感。邓却宽容地把这种摇摆看作经济飞速增长难免的代价。 

      　　贪污受贿在蔓延   

      　　伴随着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贪污受贿在蔓延。   

      　　在毛的计划经济中，那是一个大家都贫穷的时代，贪污受贿的机会极其有限。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那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权力，而同时又控制着经济大权的人，难免不先从突突喷出的金矿井里，给自己捞上一把。故此，这种现象蔓延极快，以致于它在邓的晚期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