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很注意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他们借口“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③，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辅政半月后，鳌拜等以皇帝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④。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① 康熙《吴江县志》卷10，“宦绩”。

　　② 《清世祖实录》卷117。

　　③ 《清圣祖实录》卷2。

　　④ 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

　　① 《清圣祖实录》卷3。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③ 《清圣祖实录》卷1。

　　④ 《清圣祖实录》卷1。

　　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①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要求“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②，规定本章“不得逾三百字”③。数月后，又因各部门回复奏章时往往拖延，而“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宜速结”④，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如仍前含糊迟缓，任意迁延，治罪不贷”⑤。对各督抚奉命查处事件也按地方距京师的远近不同分为四类，制定限期，“违限者按年月处分”⑥。后来还多次重申，“部院官员办理之事，皆关国政..如仍前因循草率，以至壅积者治罪”。

　　鳌拜等认识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因此对各地督抚是否清正称职十分注意。康熙四年（1665）三月，曾谕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诸如私征强派，威逼驿站官役多派乘马支应，携带家人至任所“入兵丁数内食粮”，纵容奸徒恶棍扰乱正常贸易等，并下令对此严行禁止⑦。同年十二月，鳌拜等又指斥督抚公然受贿，下令对他们“从重治罪”⑧。康熙五年，“四大臣欲每省差大臣二员，设立衙门于督抚之旁，以廉督抚”⑨。虽因方法不妥而未行，但却反映了鳌拜等整肃地方吏治的决心。

　　由于经济问题是当时政府面临的大事，因此鳌拜等命“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①，并“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②。康熙二年，又由“户部题定征收地丁钱粮总作十分考成则例”③。此外，鳌拜等仍以劝垦荒地之多寡对地方官员加以奖惩，如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源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麒等，先后以劝垦荒地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垦地后复荒者”、“荒地捏报垦熟者”、“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等官革职”④，以解决垦荒中出现的弊病。

　　① 《清圣祖实录》卷1。

　　② 《清圣祖实录》卷2。

　　③ 《清圣祖实录》卷24。

　　④ 《清圣祖实录》卷5。

　　⑤ 《清圣祖实录》卷2。

　　⑥ 《清圣祖实录》卷4。

　　⑦ 《清圣祖实录》卷14。

　　⑧ 《清圣祖实录》卷17。

　　⑨ 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

　　① 《清圣祖实录》卷1。

　　② 同上。

　　③ 《清圣祖实录》卷2。

　　④ 康熙《大清会典》卷20，“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在此基础上，鳌拜等下令各部院长官“俱著自行陈奏”功过⑤，又下令对现任督抚加以甄别，结果康熙元年有十一位督抚留任，一人解任，一人休致，一人以原官致仕，一人著降一级调用⑥。为减少行政开支，康熙四年及五年把六科满汉给事中由十二员减少到四员；康熙六年将各省布政使二人裁撤一人；同年十一月考察军政后，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六十三人“处分如例”⑦；康熙七年（1668）四月，“裁直隶各省大小衙门吏攒承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⑧；七月，“甄别才力不及满汉官二十七员”，分别降革①。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对地方官吏“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拣选贤能推用“②，“遇有紧要员缺，著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并将熟悉民间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擢为科道言官，令其“据实指陈，有裨政治”③。这种裁撤冗吏、罢免不职、不拘资历、任人以才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康熙元年，为简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计，“俱著三年考满”，并定出考满规则。康熙四年，又停止考满，恢复京察，定每六年考察官员一次。这样的来回变化，也无非说明辅臣对吏治的重视。

　　当然，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其末世，政府机器中的许多弊病已积久难除，统治者的良好愿望也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客观效果，鳌拜辅政时期亦不能例外。因此，康熙六年熊赐履对当时弊病的指摘也定有事实根据④。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鳌拜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康熙、雍正时继续执行了这些措施，为“康乾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就更不能掩没鳌拜辅政时期在这方面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