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① 《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② 《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条。

　　③ 《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 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之不被其泽。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②。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③。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①的正确观点。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

　　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②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 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J ?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检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日知录》、《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顾炎武把写书比作“铸钱”，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旧钱，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铜”。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①“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顾炎武的学术领域非常广博，他在经学、史学、地理、音韵、词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不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脱离，也不是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护，而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结合。例如，他著《音学五书》，考证古今音韵的① 《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见《诗文集》第41 页。

　　② 《日知录》卷13“廉耻”条。

　　③ 《日知录》卷1“游魂为变”条。

　　① 《日知录》卷1“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② 《日知录》卷18“内典”条。

　　① 《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见《诗文集》第98 页。

　　流变，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这同他著《日知录》一样，都是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顾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一方面说明顾炎武的思想没有摆脱“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谈的“经世之务”是与清政权的统治相抵触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积极进步的内容。

　　顾炎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穷？国焉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很明显，顾炎武所说“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的。他所说君主专制是民生日贫、国家日乱的根源，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样表现了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通过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觉醒。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归于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