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见《诗文集》第155 页。

　　② 《亭林文集》卷6《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见《诗文集》第131 页。

　　③ 《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 页。

　　司主事。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傭，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友人帮助，得脱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浩然有山东之行”①。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②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①。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②。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知形势“不能骤革”，乃立定“不学礼无以立”之旨，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④。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廷■《明史》案的① 《亭林诗集》卷2《赠路光禄太平》，见《诗文集》第314 页。

　　②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卷2。

　　① 《亭林文集》卷6《与潘次耕》，见《诗文集》第140 页。

　　② 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③ 《亭林文集》卷6《广师》，见《诗文集》第134 页。

　　④ 《亭林文集》卷3《答汪苕文书》，见《诗文集》第60 页。

　　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①，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廷■《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②，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在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①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