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所列户口统计数，大致上是宋、金旧土的户口统计结果，不包括蒙古部民、宣政院辖地（今西藏及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和云南行省的户口。至元三十年后，元代再没有较全面的户口统计，因此，至元三十年的统计户数是元代的最高统计户数，较之宋、金合计二千一百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五户②，相差七百零八万余户。这个差额过大，可见上列户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究其原因：首先，上列户口统计数字，在统计对象上不包括“游食者”和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大量存在的奴隶只附籍在主人名下，不另立户，其口数当也有相当的隐漏。湖广行省西南部，四川行省南部的所谓“山泽溪洞之氓”也不在统计之列。

　　① 参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载，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八百；《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户口》载，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其次，上列数字存在着统计上的误差。《元史·地理志》在绝大部分路、府及直辖州下开列户口，属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四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诸路、府、州所列户。

　　基本上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抄籍数①。根据这些数字进行统计，上述地区的总户数为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一千八十，总口数为五千六百八十五万六千八百二十四②。用表中所列至元二十七年的南北总户口数减去以上统计结果，则这一年北方地区只有七十三万六千余户，一百九十九万六千余口。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至元十一年（1274）北方地区便已有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余户，而至元二十八年（1291）户部统计的北方地区户数也为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余户。由此可知，上表所列各年户数，都至少存在着一百二十余万户的误差。这个误差当主要存在于南方地区的户口统计上，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地区户数竟比户部统计的至元二十八年户数多出近一百零三万户，便是明证。

　　从至元十二年（1275）到至元末年，北方地区的户口仍在持续增长，但这在元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字中未能得到如实的反映。根据元政府的统计数字，从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八年（1275—1291）的十七年间，北方地区的户数只增加了三万二千余户，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一定数量的统计误差外，主要是北方人户大量南流造成的。元人记载说：“昔江南平，中土人士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徙焉。”①至元二十二年（1285），“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元史·崔彧传》）。随镇守军队南迁的军户在南流的北方人户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有北方侨寓人户三千八百四十五户，其中汉人军户三千三百六十七户②，占百分之九十。因此，若以至元前十一年间北方人户的平均增长率为参数，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至元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八年间，北方户口应该是增加了，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徙到南方去了。

　　这一时期的南方地区的户口，总体上同南宋晚期大致相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二十二万八十① 少数地区用“至顺钱粮数”著户，口阙。还有一些地区户口皆阙，四川行省阙略最甚。② 原材料中江浙行省的湖州路、松江府、铅山州、河南行省的襄阳路、高邮府均用“至顺钱粮数”著户，阙口。此处统计，湖州路户用《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州府志》（中华书局，1960）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数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替代；松江府户口用《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户口》（天一阁明代方志续刊本）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六、口八十八万八千五十一替补；湖州路、铅山州、襄阳路、高邮府的口数则用所在行省的户平均人数（依《元史·地理志》所载户口计算，江浙行省每户平均为四点九人，河南行省南部每户平均为五人）乘以户数补入。

　　① 许有壬：《葛世荣墓志铭》，《至正集》卷五三。

　　②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

　　五③。以前文所列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南方地区户口数与之相较，元户少三十万九千余，口则多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余。宋代的户口统计只计男口而不计女口①，所以实际口数比统计口数要多一倍。这样，宋嘉定十六年的实际口数约为五千六百四十四万，元至元二十七年口数实际上较之多四十一万余。

　　不过，元代南方各地区的户口分布颇不平衡。以《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各地户口数同《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所载宋嘉定十六年各路户口数相比照，其结果是：江浙行省较宋增加了一百五十七万余户，湖广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较宋增加了一百零四万余户，江西行省较宋减少了四十二万余户，四川行省则较宋减少了二百四十九万余户。上述状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宋元战争。元军灭宋，在江浙一代，由于战事进展迅速，大部分地区的户口损耗不大，战后生产又很快恢复发展，加上北方南流人户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故这一地区的户口增加最快。荆湖、广西和淮南地区，在元军平宋过程中，除少数军事要地因强烈抵抗受到较大的破坏外，大部分地区受战争影响较小，户口损耗不多，经统一后的恢复和发展，户口便有了不小的增长。江西和广东（即江西行省辖区），是南宋残余势力从事抗元活动的主要区域，战争过程较长，故户口损耗也较大。如元军消灭南宋卫王势力一战，便造成了“广东之户十耗八九”②的结果。至于四川地区，宋元之间在此争战四十余年，故户口损耗最大。虽然《元史·地理志》中四川不少路、府的户口阙载，但四川户口的实际减少恐不下于二百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