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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上)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67天前 | 55476 次浏览 | 分享到:

  元世祖至元以后,元代的户口情况再没有较完整的统计数字可据,只能根据零散的资料作一些推测。元代中后期,中书省辖地的户口有较显著的增长,其增长趋势可能一直持续到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例如: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有饥民四万四千九百户,为至元七年(1270)该地全部人户一万五百四十五户的四倍多;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有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为至元七年(1270)该地全部人口十六万三百六十九口的四点四七倍。陕西、甘肃二行省及河南行省北部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期仍有增长,如陕西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有饥民四万七千户,为元宪宗二年(1252)该地全部人户二千八十一户的二十二倍。不过,上述地区的户口增长可能只持续到泰定年间(1323—1327)。元文宗时期(1328—1332),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和罕见的饥荒、疫疠在上述地区相继发生,造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

  ① 关于宋代户口统计户多口少的原因,史学界有“男口说”、“丁口说”、“漏口说”等多种说法,这里采取范文澜等主张的“男口说”。参见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姚燧:《史格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成了人口的剧减①。在至元以后一段时间中,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可能仍处于上升状态,但到元成宗大德末年(1297—1307)这种上升状态大约已告结束。大德十一年(1307)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发生特大饥荒,许多地区还继发疫疠,其结果是“岁凶民流,东南愈甚,死者无算”②,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天历二年(1329)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再次遭受特大饥荒,出现了“道殣相望”③的局面。这样,从大德末年到至正初年,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大概处在一种时而减少、时而恢复的状态,很难有明显增长。四川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后期当有一定的增长。例如,故宋绍熙府(治今四川荣县),元初“以其地荒而废之”,到后至元四年(1338)有“居民二十万,故立府治之”(《元史·顺帝纪二》)。

  元顺帝至正时期,政治大坏,全国各地灾荒不断,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规模的战争延续二十余年。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全国各地的户口都急剧下降,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①;江南地区“人死兵戈者十七、八”②。

  元代边疆地区的户口,《元史》阙载,有关资料也比较缺乏,很难作出较准确的叙述。岭北行省地区,成吉思汗时代在此设立了一百多个蒙古千户,其户口因在战争中俘掠驱口和人口生殖而不断有所增加。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大批降民迁入岭北,至大元年(1308)仰食于官的北来贫民达八十六万八千户③,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原来就居住岭北的拖雷系诸王部众,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窝阔台汗国。据以上情况推测,岭北行省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④。吐蕃地区的户口,元政府在至元五年(1268)和至元二十四年(1287)两次派人进行清查。至元五年清查的结果是:阿里和后藏地区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前藏地区共有二万零七百五十三户,前后藏之间的羊卓地区共有七百五十户,总计三万七千二百零三户①。据《萨迦世系史》说,当时每户为六人(夫妇二人、子女二人、男女仆役二人)②。据此推算,则上述地区有二十二万三千余口。但是,这次籍户在地域上限于乌斯藏宣慰司辖地,① 浦机:《与蔡逢原参政书》《闲居丛稿》卷一七;苏天爵:《韩永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七。② 程钜夫:《王德亮墓志铭》,《雪楼集》卷二一。

  ③ 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前集》卷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乙亥。

  ② 王逢:《读古节妇传》,《梧溪集》卷四。关于至正时期的户口情况。参阅邱树森、王廷:《元代户口刍议》,《元史论丛》第2 辑,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③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④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页181—183,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①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页185—186,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②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本,页108,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不包括其他藏区,在统计对象上可能也不包括牧民③,故不能反映吐蕃地区户口的全貌。关于云南行省的户口,大德八年(1304)程钜夫撰《平云南碑》,说是“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④。这个记载未必准确,其中可能包含了一定的虚报成分。

  ③ 参见毕达克:《蒙古在西藏的括户》,沈卫荣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0 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④ 《雪楼集》卷五。

  第二节赋役北方赋税赋役征发南北有异,这是元代赋役制度的主要特点。元统治者因南北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赋役征发原则,“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⑤。赋役征发的原则既不相同,故南北赋税在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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