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①。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侵冒”①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② 详袁桷：《郑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元吏》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

　　③ 《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潞州学田记》。

　　④ 《通制条格》卷二八《扰民》；《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⑤ 《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至元八年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官员户计》。① 《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2 卷第97 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并见《剌木学本第2 卷第20章之异本”（注戊）。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马匹一般由站户分散饲养，在牧区和农牧交汇的“牧马草地”②的情况应该比较普遍。

　　以上列举了蒙元时代牧地形成的几个主要成因，从中可约略看出全国牧地的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又与畜牧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即与各地牲畜的多寡基本一致。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西北地区自不待言；江南地区“养马者少”，所以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从《大元马政记》记载的“和市”及“拘刷”数额综合考察（“和市”、“拘刷”的对象不仅是汉地民户，更主要的是诸王、贵戚乃至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官员、军士和站户），以马为主要标志的畜产品的数量最多的是腹里地区，其中河北有大都、兴和、真定、河间、保定、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地，山东有益都、般阳、济南、泰安、东平、济宁、德州、淄莱、曹州、东昌、恩州、濮州、宁海、冠州、高唐诸地，山西有冀宁、晋宁、大同诸地。河南行省有汴梁、卫辉、淮东、荆湖北道、汝宁、安丰、泸州、南阳、安庆、德安、归德等地。辽阳、陕西、湖广则次于上述地区。

　　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准折”财产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多养牸牛、母羊”作为劝农桑、正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的“有力之家”，“随时牧放，如法栅圈”①，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发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发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发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区设置牧地的条件无疑更好一些。

　　② 如“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就置有“牧马草地”（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① 王结：《善俗要义》之四《育牝■》，见《吏学指南》（外三种），《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王结是元中期大臣，大德年间曾任典牧太监， 仁宗即位时出为顺德路总管，官止于翰林之职。元政府将他的这篇著述发往各地，予以推广。

　　官取八分；“马以供军兴，羊以充赐予”（《元史·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②。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①，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②，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嚼食桑枣果木诸树”、“侵扰居民，蹂践禾稼”③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征诸内地”，造成“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的局面，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①。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人口大幅度增加，元廷通过设置屯田、发展工商和南粮北调等措施，并在实际上将汉地的畜牧业当作大漠南北的补充，一时维持了牧区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然而，② 蒙元时期草原牧民对贵族和各级首领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他们必须承受国家与贵族军将的双重剥削。而被掳掠来的中原百姓实际处于牧奴的身份地位（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苏天爵：《元故正议大夫佥宣徽院使用贞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七）。显然，上述生产关系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