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10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0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速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①，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辛卯。

　　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①。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②，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发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③。“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④，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0 岁。

　　第二节章惇（附曾布）

　　章惇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为人“豪俊，博学善文”①，胆识过人。嘉祐二年（1057），初次考取进士，因侄章衡考中首名，自己名在其下而不受敕；后又考取进士甲科。历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治平三年（1066）十月，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召试馆职，虽考试合格，但遭王陶攻击而未任馆职，改任武进（今江苏常州）知县。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四年三月，奉命相度渝州（今重庆）夷事并相度夔州路（渝州属本路）差役事务。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改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又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并被派往邠州（今陕西彬县）调查处理案件，并命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免役）新法及其他情况。他了解到陕西的支移税赋造成一路骚动而得益不多，于熙宁四年十月建议停止“支移”，同时提出采取粮价低时官府大量收购以备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以解决军需，都得到神宗的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