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PGN1490.TXT/PGN>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发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

　　著书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

　　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①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②，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①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叔高父煮簋铭》。

　　② 《欧阳文忠文集·与刘原父书》。

　　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③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首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发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第四节“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