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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77天前 | 58686 次浏览 | 分享到: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① 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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