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① 《元丰类稿》卷16《寄欧阳舍人书》。

　　② 《东坡后集》卷16《祭欧阳文忠公文》。

　　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①。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PGN1481.TXT/PGN>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① 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