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而“集论”成功的，但《序意》既冠以“文信侯曰’，即使不出于吕不韦自己的手笔，也必然经过他的同意，从而《序意》无疑是有他的见解。文中“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达到崇“公”的思想，都是所谓黄老道德思想。这一思想在书中有多处阐述。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的地方，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执一》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似顺》说：“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① 以下引《吕氏春秋》均只注篇名。

　　这些明显是跟秦王政的思想相反的。《吕氏春秋》主张继续分封诸侯，保持贵族制度。《慎势》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战国末年消灭诸侯割据走向统一，是当时的趋势。主张分封诸侯的观点是倒退的，也违反秦国一向崇尚法治的思想。但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谨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执一》说：“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这些又是法家思想。《察今》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很显明的法家思想。《义赏》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法家的赏罚跟儒家礼义揉合在一起，它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

　　《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劝善），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跟道家结合起来。道家非乐，所谓“五音令人耳聋”。儒家则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大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意谓“道”是音乐产生的本源，也是把道家儒家揉合在一起。

　　《孟冬纪》下面，编入《节葬》、《安死》两篇，是企图将儒家的“孝亲”跟墨家的“节葬”调和起来。在名实关系上，《审应》说：“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审分》：“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这些皆采纳了唯物论者在名实关系的观点。《吕氏春秋》对于阴阳家的《月令》很重视，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而十二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十二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所说的采纳各家之长，说不上是对各家学说的批判继承和总结，提出新的思想体系，只是把各家学说，拼凑调和起来。因书成于众人之手，不免有所重复、抵牾。明显有重复的，如吴起被王错陷害，由西河出走的故事，重复出现于《长见》、《观表》两篇，而且文字大体相同。重复的还有《节葬》与《安死》，《去尤》与《去宥》，《应同》与《召类》等都是一意而分成两篇。如《应同》与《召类》两篇内容都是讲天人感应之说，而内容自相矛盾。如《大乐》反对墨子的非乐，《振乱》反对墨子“非攻”、“救守”，而《当染》却又以墨子的观点立论。

　　战国末年，随着政治统一趋向的明显而产生了《吕氏春秋》这部企图调和诸子的著作。但它又存在不少的矛盾。它既主张统一，又主张分封，并反对君主专制。《恃君览》：“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这种思想是跟秦王政的思想对立的。

　　《吕氏春秋》保存了许多古代遗文佚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

　　第十五章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第一节数学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原始数学知识是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农业和手工业规模的扩大，货物交换的繁荣，尤其是丈量土地、建筑房屋、兴修水利、制造器皿、制定历法等实践活动，迫切需要相应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技能，从而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主要有下列几项：（1）创造十进位置制记数法，（2）发明算筹和筹算，（3）发明规矩，（4）发现勾股定理和创立勾股测量方法，（5）创立早期的数学教育制度。

　　数学的萌芽远古上古时代，人们最初仅能分辨多少和大小，而数量与形状是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人们逐渐积累了大量关于事物数量和物体形状的知识，终于从事物的具体属性中，抽象出纯粹的数与形的原始概念，实现了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①，由绳结多少表示事物数量的多少，这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记数方法。“契”指的是刻划。在仰韶文化及年代稍晚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五十多种刻划符号，其中如Ｉ（1）、Ⅱ（2）、Ⅲ（3）、■（4）、■（5）、∧（6）、十（7）等，很可能是我国最早的记数符号。从远至河套人的骨器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大量器物上绘有直线、折线、平行线、三角、弧、圆、方、菱形、五边形、六边形、各种对称图形以及一些相当复杂的几何图案；许多器物制成柱、锥、球等规整的几何形状；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有圆形和正方形房屋基地，因此当时必定存在某种确定方圆的简单方法。这些都反映出远古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形体概念和粗浅的几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