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来，从丧葬到纳税无所不包。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规定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的税率，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引起国民的不满。联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顺民。也许更符合实际的看法是，两国国民的自尊心取决于他们面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在西方，自尊心是与自己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的重压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特定情况下他们赞赏暴力，乐于采取直接行动了结个人私怨，这些是美国人不赞成的。然而，无论如何，“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人的“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没有投降这一说。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恐怕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地方部队还没遭受过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之辈。占领军———其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 如果前进至舰炮火力圈之外，就会遭到屠杀。在战争中，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下了诏书，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大群的反对者们包围了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认了命。不论是在满洲、爪哇、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盟国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他还紧紧地握着手枪，中午时就把枪忘在了一边，傍晚便悠闲地上街去买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种事情不算神秘。只是有些西方人不明白，是情感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而情感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说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如果说的是一个全民动员进行总体战的西方国家，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以为日本的行动方针和西方国家基本相同，这就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以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一切机会均已失去，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不明白他们已经被打败”。这是

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西方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与情义（1）

“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与陌生人无关。

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的朋友，因为他是个敌对的领主。那位大名写

的回信至今在流传。他表示强烈愤慨，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古代日本崇拜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在历史故事中比比皆是，流传很广，而且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关于“情义”最著名的故事是一位大力神般的浪人、12世纪豪杰弁庆的事故。浪人指的是没有主君，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这个弁庆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并不算什么特异之士。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只为了让自己有一套体面的打扮。有一次，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结果发现那是个强大的对手。这位青年是源氏后裔，正谋划着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他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装扮成领队，义经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哨卡，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高贵的气质，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心念电转，突然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误信为真，不再怀疑他们。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忠”是不可想像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