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情义”发自内心，为近代日本人遥想“黄金时代”提供了素材。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精力和生命献给恩情深重的主君。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武士暗中背叛，或被敌方大名所收买。而且，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搭上。古代关于忠诚的故事，对今日日本人只是美好的梦想。因为，现在“报答情义”，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歧视感，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他们说：“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情义”，“我会见他完全出于情义”，如此等等。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层财阀社会里，在日本内阁，人们都“受情义的强迫”，“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深厚而强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含义。

美国人对付欠债不还的家伙就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这是十分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情义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意味着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惟恐有失体面。

日本人的“情义”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譬如，每年两度，每个家庭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6个月以来所受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年年寄东西来作为感谢雇用的谢礼。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是不名誉的事情。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情义”时务必要考虑周到。

只要做得到，人们都把相互之间的来往记录在案，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组内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人们参加葬礼时习惯带“奠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送各种颜色的布匹来制作送葬的幡。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村长有一本账簿记录这些事情。账簿对死者家庭十分珍贵，它记录了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上面名单也是这一家在别家死人时，必须还礼的依据。以上是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此外，还有短期的礼尚往来。和一些庆宴一样，丧主对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要用饭款待，而帮忙者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来做饭。这些大米也载入村长记录。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名分与情义（2）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博士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完成了任务，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士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

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需要对日本多么的了解，才能懂得那个“立刻”的含义呀。

“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份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能够忍受痛苦，要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份内的“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式，但肯定不应该置之不理。

“份内的情义”，日本人没有给它起一个专门用词，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它包含着善意和关切，也包含着洗刷耻辱，蓄意报复之心。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品德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不过，“对份内的情义”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认为这种人气量狭小，道德水平不上层次。暹罗人相信对侮辱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侮辱，这样能暴露出他有多卑鄙。他们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