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本质上属于一种同心圆式的围堵（与斯大林共同提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选出保加利亚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公开向纳粹当局勇敢挑战，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于是以劳工阶级联合势力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为基础，共产党开始与民主分子及自由人士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携手合作，形成广大的选民及政治联盟。除此之外，随着德国力量的挺进，共产党更进一步拟出策略，将前述两阵线扩大成为“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全国上下，不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轴心势力）为众人的头号敌人。这项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线的反法西斯合作主张——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共产党拥抱一向“声名狼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丘吉尔——却较不为传统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实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际，后者方才勉力相从。然而中间路线与左派人士相结合，在政治上的确有其道理存在。于是“人民阵线”分别在法国与西班牙两地稳住阵脚（法国是最先试用此策的国家），一举镇住国内的右派势力，在选举中获得戏剧性的大胜（西班牙于1936年2月，法国于同年5月）。

中左派联手在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证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阵营内部的人心，更开始显著地向共产党转移——尤其以法国为著，然而，共产党的政治基础虽然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却不曾真正受惠。事实上，法国人民阵线虽然在选举中得到多数支持，并选出法国有史以来首次由一名社会主义人士——知识分子布鲁姆（leon blum，1872－1950）领导的政府，可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三方结合获得的实际票数，却只不过比三者于1932年的选票总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阵线领先对手的差距虽然比此稍大，新政府却面对几乎达半数依然反对它的选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还更强盛）。但是尽管现实不尽理想，胜利的果实毕竟甜美，不但为当地的劳工及社会主义运动激出了希望，更带来了陶醉的喜悦。但在事实上，当时英国工党的境遇极惨，先有经济萧条，后有1931年的政治危机——议席一溃而为只占50席的惨况——4年之后，票数虽有上升，却始终不曾恢复萧条前的盛况，其议席仪略多于1929年的半数。1931－1935年间的保守党票数虽有减少，也仅从61％左右略降为54％。1937年起由张伯伦领导的所谓英国“国民”政府（其名日后成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词），事实上拥有雄厚的多数民意基础。如若1939年的战事不曾爆发，英国必于1940年举行大选，相信保守党必能再度轻骑过关。其实，除了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派甚有所获是为例外之外，西欧各国在30年代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大规模向左转移的迹象。反之在东欧和东南欧选举依然幸存的地区，却有相当大的选票流向右翼。但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气象则截然不同。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选票由1500～1600万票骤升，几乎高达2800万票。4年后的1936年，罗斯福再度获胜，此番赢得的选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选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镜）。不过就选举意义而言，罗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于1932年度过。

因此，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灵。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其对既有文明价值观的侵略敌意，文学艺术人士对此首当其冲，感受最为敏锐（至于另一批受到国家主义暨反民主思潮鼓动而兴起的国际文学流派，则不在此类人士之列，见第六章）。于是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作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内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向来不都是恐吓共产党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颠覆分子的牢狱嘛。老派保守分子对此还颇具好感呢。而大战爆发之际，各集中营里一共只有8000余名犯人（这一类监狱，后来转变成数十万人，甚或数百万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营，则是在战争进行当中才发生的演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不论纳粹当局对犹太人何等野蛮、何等凶残，其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似乎也仅限于集体逐出，而非集体屠杀。何况若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喜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即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词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世界。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时虽只是少数学生，多数却出身“人人敬重”的中产家庭，其本身在未来也将跻入中产阶级之列）。这批人的实际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却极为可观，当然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从业人员在内之故。后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国家社会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