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反思，其实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犯下一个大错，因此造成国际劳工运动的永久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不该照列宁派先锋的模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合一小群精英性质的“职业革命战士”。我们都会看见，十月革命广受国际社会主义人士的同情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社会主义运动转为激进，力量也变得极为强大。除了极少的例外，一般都非常赞成参加布尔什维克新发起的第三国际（third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发起新共产国际的用意，是为取代第二国际（1889－1914年），后者已因无力对抗大战，而告破产。事实上，当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等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也都已经投票通过，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守旧派，已在社会党内成为少数。但是列宁和他的党的目标，并不只是要同情十月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已。他们打算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由以革命征服为职业的国际勇士组成。凡不赞成列宁路线的党派，都被挡在共产国际的门外，甚至遭到驱逐的命运。列宁派认为，第五纵队式的投机心理与改革论调毫无意义，而马克思批评过的“白痴国会”，不用说更一无是处。这些在体制中改革的步调，只会削弱党派的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可是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成立：那就是世界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而且革命战斗就要打响。但到了1920年，大势已经明显；欧洲局势虽然仍不稳定，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却已经不再在西方各国的议程上了。但是反过来说，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也已根深蒂固。不错，当共产国际在俄国集会之际，局势似乎大有可为。已在内战中获胜的红军正与波兰作战，一路往华沙进发，大有顺带将革命大浪扑往西方的气势。这场短暂的俄波之战，起因出于波兰的领土野心。原来大战之后，沦亡150年的波兰终于重新复国，向俄重申其18世纪的疆界权利。这些土地深入俄国，位于白俄罗斯（belorussia）、立陶宛，以及乌克兰一带。红军的挺进，在俄国名作家巴伯尔（isaac babel）的文学巨作《红色骑兵》（redcavalry）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广受当代人士的好评。喝彩之人，包括日后为哈布斯堡王朝写挽歌的奥地利小说家罗斯（joseph roth），以及土耳其未来的领袖暨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然而，波兰工人却未能起来响应红军的攻势，红军在华沙门口被挡了回去。从此，尽管表面仍有活动，西线从此无战事。不过，革命大势向东，却甚有收获，进入了列宁一向密切注意的亚洲。事实上，在1920－1927年之间，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完全寄托在中国的革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前进，国民党成为当时全国解放的希望，其领袖孙中山（1866-1925年），不但欢迎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军援，同时也接纳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他的革命大业。1925－1927年国共联手挥师北伐，从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基地出发，横扫中国北方。于是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来，一直到日后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清党，屠杀无数共产党人为止，中央政府的号令，总算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行。而共产党在中国的挫败，证明了一件事，便是当时亚洲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即使当革命在亚洲似乎一时大有可为之际，也难掩革命在西方的挫败。

到1921年，革命大势已去，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革命退守回了苏维埃俄国，但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却也已经不能动摇（见第十三章）。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们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共产党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分子却为此长期争辩、分裂。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反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共产党，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共产党人即使狂热，始终只能屈居小党。这种情况，一直到30年代才有所变化（见第五章）。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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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动乱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分子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世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共产分子推进革命的希望（见第三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如何大发议论，词汇多么兴会淋漓，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准备。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出在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无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