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毕竟熬了下来。革命存活的原因有三：其一，党员达60余万的共产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有力的建国工具。不管当初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如何，1902年以来，列宁不遗余力，一手发展维护的这个组织模型，最终毕竟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短促20世纪涵盖的这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地不论大小革命政权，几乎多少都有一点苏联的影子。其次，共产党是唯一有心并且有力将俄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权。正因为共产党有这份心力，那些与它政治立场敌对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为其出力效命，否则哪来红军队伍可言。对这些爱国的俄罗斯军官而言，当时的抉择，不在于你是要一个自由民主、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一个完整的俄罗斯，使其不致沦入其他战败帝国分崩离析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远，眼前就有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做例子，而史家抚今追昔，同样赞成他们的想法。因为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出现，沙俄的领土才不致步前两个帝国的后尘，总算保持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长达74年之久。其三，革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是农业俄国的核心，也是新成立的部队的主力——紧要关头之际，俄罗斯的农民认为，如果让土绅阶级回来掌权，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恐将不保，倒不如留在红军统治下比较保险。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因有农民相助，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农民当初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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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心目中，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可怜的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一代贫穷落后的孤立；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见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信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彼得格勒——自1918年俄国迁都，移到战略地点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不论何处，只要有劳工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不只限于劳工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俄罗斯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名，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o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大风，不久便漫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及党派在这时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n．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为激烈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开始与本土阿兹提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像并列，变成当地革命分子崇拜的肖像。这些人物画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回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henk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俄国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皈依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氛：“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在神秘的静默里，洋溢着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们崇拜着俄国来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简单地说，世界各地都将十月革命视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与革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比较不容易产生宗教式的狂信，可是照样还是有一大批人因此皈依共产主义。其中有回乡的战犯，不但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后来还成为祖国的共产党领袖。这样的例子有克罗地亚的机械工人布洛兹（josef broz），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首脑铁托元帅（tito）。也有访问革命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像《曼彻斯特卫报》的蓝山姆（arthur ransome）。蓝氏虽不是出名的政治人物，却是个素负盛名的儿童读物作家，一腔对航海的热情，常在其迷人的作品中流露。还有一位受到革命鼓舞的人物，布尔什维克的色彩更少，也就是日后写出伟大文学名作《好兵帅克》（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r）的捷克亲共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sek）——哈氏发现，破天荒头一遭，自己竟会为了一个理想而战。听说更令他惊高的是，醉生梦死了一辈子，竟从此醒来，再也不沾杯中物。俄国内战时期，哈谢克加入红军，担任人民委员。可是战后回到布拉格，却再度沉迷醉乡，重新回到以往无政府主义暨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不合他的口味。然而革命，却的确曾是他想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