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时政府注定垮台的败迹出现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终争执不下，其实其中多数意见都具有误导的意味。反共派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此事根本就是列宁一手策划的暴动或政变，以实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场。但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不在谁导演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乃在临时政府下台之后，该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说，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胜任接手的工作。早在9月，列宁就不断地说服党内的犹疑分子，他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权力送上门时，若不好好把握，必将从此与我们党无缘——程度同样紧急的，是另外一

个问题，列宁问自己，也问大家：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份权力吗？”事实上，任谁想要统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革命俄国，到底又能有什么妙计可施呢？除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一个党敢单独地正视这个重任——列宁在他撰写的宣传小册里指出，甚至连党内，也不是人人有他这番决心魄力。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北方军中，形势一片看好，到底该图一时之便，此时此刻立即夺权好呢；还是应该静观其变，视情势发展成熟再定？这实在是个举棋不定，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可是德军已经兵临城下，正逼近今日爱沙尼亚所在的北方边界，离俄国首都只有数里之遥。而那个临时政府，情急之际，肯定不会将政权交予苏维埃，反而极有可能向德军弃城投降。列宁行事，一向做最坏的打算，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把握这一时机，“那真正无政府主义的声浪，可能会比本党的气势还要更旺。”列宁条分缕析，最后提出一个大道理，他的同志不能不服：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不理睬群众与时机共同要求我们夺权的呼声，那么我们与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夺权一事，其本身无可辩论，问题则出在长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两地的权力，能延伸到俄国全境，并得以在各地稳住政权，进而打击无政府及反革命势力，长期的做法，又该如何？列宁本人，一心以“转变俄罗斯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苏维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务（所谓苏维埃，主要就是指布尔什维克）。他这番打算，其实是一个赌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国革命，进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欧洲地区，造成革命。他经常表示：“除非把俄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完全毁灭……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到来？”现阶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其实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到手的权力好好掌下去。于是新政府呼吁工人，维持正常生产的进行；在此同时，除了宣称其施政目标是将银行收归国有，以及由“工人当家作主”，接收原有的管理阶级之外，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实际动作。其实自革命以来，以上一切早已实行，现在只不过盖个章，加上官方认可使之正式化而已。除此之外，新政府对人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而新政权也的确支撑了下来，它熬过了与德国签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的惩罚，几个月后，德国自己也战败。布-里之约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ukraine）、俄国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外高加索区，统统从俄国版图中割离出来（其实当时外高加索已不在俄国治下。不过后来乌克兰及外高加索又重新成为俄国领土）。布尔什维克既然是世界造反的中心，西方协约各国自然不会对它太客气。在协约国财力支援之下，俄国境内出现了各种反革命的部队（即“白军”）和政权。英、法、美、日、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各国军队纷纷开上俄国土地。1918－1920年间，俄国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极其血腥残忍。战争到了最恶劣的地步，苏维埃俄罗斯除了伸入芬兰湾的列宁格勒小小一角之外，对外海口全部被封锁。只剩下乌拉尔山一带与现今波罗的海诸国之间的俄罗斯中部与西部，成为一个广大的封闭内陆地区。新政权空空如也，红军又匆匆组成，真正帮了共产党政府最大的忙的，其实是“白俄”本身的问题。白俄部队不但拙劣无能，内部又倾轧不和，与俄罗斯小农群众间的敌意也日益加深。而白军的忠诚是否可靠，西方列强也颇有疑问，如何调动那些反叛意识很强的士兵有效攻打新政权，实在令人担心。待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终于赢得内战的最后胜利。

于是，出乎众人意料地，苏维埃俄罗斯竟然百劫余生，从此存活了下来。布尔什维克党不但维持住了政权，其寿命甚至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还要长（巴黎公社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两个多月。自己的党掌权之后两个月零十五天，列宁骄傲欣慰地指出，其政权已经比当年的巴黎公社还远长了）。其实，新政权的寿命，还不仅只此数。此后，它熬过了危机灾难不断的年月，德国的占领、国内各地的分离行动、反革命活动、内战、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以及大饥荒与经济崩溃。日复一日，它没有别的路好走，随时只面临着两项生死存亡的选择：一是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一是应付一时三刻的大难。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立刻作决定，谁又有工夫去考虑长远后果，去斟酌这些决定会为革命带来何等影响呢？眼前如果犹疑不决，恐怕连革命都将不保，又哪来长期后果好忧虑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革命新政权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来一件解决一件。待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从烦恼痛苦的灰烬中重新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和当初芬兰车站时代的列宁的想法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