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