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组不那么顺利。他们不得不让人从笼子外面帮忙，用爪形钩将蛇压下去。抓蛇的那一个腿上给咬了，立刻被抬上三辆待命的救护车中的一辆，送进医院。

雷伯这一组在抓前面九条蛇时一切正常，尽管速度不太理想。当第九条蛇扔进迪耶戈张着的麻袋时，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一分半钟，迪耶戈也已经大汗淋漓。他认为，雷伯的动作也许可以更快一点。但是，雷伯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用他的大手抓住三角形脑袋紧挨在蛇脖后面的部位，然后从容地做最后一个动作，把拼命扭动的蛇身不慌不忙地扔进麻袋。他脸上毫无表情，但他曾向迪耶戈作了两次微笑。有那么几秒钟时间，迪耶戈竟以为雷伯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了。

现在轮到了第十条蛇。这是一条花纹美丽、色彩鲜艳的衲脊蛇，近一米五十长。当雷伯靠近时，它摆好了决斗的架势：蛇的尾部成s形垂直竖起；脑袋前后摆动着，摆幅很小，标枪似的叉形舌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直到雷伯右手的棍子伸到离它不到二十厘米时，那舌头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出来，在紧接着的十分之一秒内，雷伯用左手迅速抓住蛇脑袋后面的部位，随后对于象鞭子一般连连空抽的蛇身完成合围。

“瞧着，迪耶戈，”雷伯说，同时作了第三次微笑。

他把棍子扔掉，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替代左手的位置掐住蛇脖子。他使劲一攥，蛇的上下腭立即张大，大得难以置信，毒牙清晰可见。

“好，”雷伯说。

他张开左手伸到蛇的面前，并且松开攥住蛇的右手。人群发出尖叫。毒牙直接插进大拇指和食指根部的虎口。

“迪耶戈，麻袋请抓牢，”雷伯把牙咬得紧紧地说。此后，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有一个人跳进笼子，夺过马上就要从迪耶戈手里掉下来的麻袋。另一个人即威尔逊一个箭步冲到雷伯面前，割去蛇脑袋，把蛇牙从雷伯手上拔出来。他和另外两个人托住雷伯的胳膊和两膝把他抬出笼子放到一张桌子上。

雷伯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他脸色煞白，牙关紧咬，眼睛闭拢，鼻孔收缩，一声不吭。

有人说：“非挖去坏肉不可。”

被咬的那只手在肿胀，随着血液循环受阻和皮肤变得麻木，肿胀扩展到腕部和前臂。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谷仓。

“我们只好等待，”威尔逊说。“他叫我一直等到他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不信问他的朋友。”

“我们只好等待，”迪耶戈说，他那一对黄眼珠子好像在燃烧。

三十秒。

“看好救护车，”威尔逊说：“别慌，朋友。”

“四十秒，雷伯，”迪耶戈说。

“别慌，朋友。”

“五十秒，”迪耶戈说。

这叫雷伯抽搐起来，要不是有两个人扶着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

“别慌，朋友。”

“一分钟，”迪耶戈说。

又过了二十五秒后，雷伯睁开了眼睛，看得出他还想展出笑容，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首先寻找迪耶戈，然后才看威尔逊。

“好！”威尔逊尖声叫道。

他们把他扶起来，架着他直奔早已开着门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司机坐在方向盘后面担架等物全部准备着。一名护理人员想阻止迪耶戈上救护车，不料那个阿根廷人竞用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的枪管抵着他的腹部。

“要是他在咱们到那儿之前死去，朋友，咱们都得死。muy pronto， por favor。（注：西班牙语，请快一点。）”

在那辆救护车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手段，就用一把刀子切除了所有坏死的肉，从左手的虎口往上，通过整个腕部，几乎一直到肘部，切去将近三十厘米长长的一条，最坏的地方有五厘米宽。进刀的深度在五毫米左右，血相对来说流得比较少。

后来，韦科的医生们对迪耶戈说，他们那种屠夫式的蛮干根本不管用。“但偏偏有那么一些疯子以此为荣，把他们的伤疤看作骄傲，在这方面，你的这位朋友大概可以创造某种纪录。”

当然，不管怎样，雷伯没有因此而死去。

王臣 —— 9

乔治·塔拉斯确信，如果以为在韦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绝参与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罗德实际上是自寻灭亡，那是荒谬的。

“失去了唯一为他所爱的女人，他仿佛掉进了地狱。他痛不欲生，于是乎地跑遍整个世界，动不动就向夺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战——把雷伯想象成这样一个人，自然颇有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拥有并亲自掌管一份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在那时候，这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路德维希和盖梯两家财产的总和。可是，在这方向他还远远没有到达自己的颠峰。”

“不。要说有什么浪漫主义的话，那也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与响尾蛇的这场对抗，对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无非是一段趣闻。要理解这一点，只消回忆一下一九四七年他与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时候，他一头钻进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险的丛林，活着从那里出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不妨再回忆一下，他是怎样白手起家发的财；可是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他却隐姓埋名，一直到最后。”

“衡量雷伯·克立姆罗德这个人，必须用比所有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过他最后那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和大卫·塞梯尼亚兹见面，大卫·塞梯尼亚兹也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桑塔纳的两个助手比他先到，他们是分别来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单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很明显，桑塔纳对自己的下属同样也在使用雷伯·克立姆罗德十分珍视的严密隔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