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报告首先为这个突破做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正像报告题目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报告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提高到党的信仰认识的高度。“邓小平理论”，报告中这样表述，“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与邓小平理论并存的，依然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个“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公开场合是这么讲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还富有生命力的，都在邓小平理论中被陈述了。三大理论贯穿了这样的精神，并且表现为“核心”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理论被作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也就向所有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表示，共产党坚持邓小平思想，而且要在他的旗帜下走进未来。 

      　　在他的报告中，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国营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也就是那种生产方式私有制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江进行了不提名的批评。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江毫不畏惧地引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可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观点。江泽民这么论证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这是一个不可跳跃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20余年的不幸，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任务，正是由于它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非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家“作为追求价值的狂热者……为了生产而要把人的本质变成产品”，“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创造，并以此构成某种发达社会形式的现实基础…”86如同前任赵紫阳一样，江泽民以辩证的推论把这种早期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使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伴随中国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合法化。“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江泽民补充说。 

      　　对于国营企业的改革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生产方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合法化。江泽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必须发展不同形式的所有制。“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江泽民总结说，“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作为对改革反对派的妥协，江泽民谈到，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中，公有制形式必须占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首先把国有制变换成了包含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同时，江泽民还从本质上延伸了公有制的概念。他把国家或者集体持有控股部分的股份有限公司也算作公有制之列，“不能笼统地说”，江泽民以此结束了党内二十余年的争论，“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规定，究竟必须掌握百分之多少的股票，才能作为控股者，李鹏曾对此明确讲过，通常持有20%就可以控股了。 

      　　江还进而把所有建立在股份形式基础上的共有性企业也归之于公有资产范畴。这种共有性企业是90年代新出现的企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经理和工人共同拥有了该企业的资产；该企业的股份不可以自由买卖，而只能在本企业内部的员职工之间进行买卖。江在最后还对这个概念作了延伸：所谓的“公有资产占优势，”他明确地指出，主要表现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