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食资本的机器”   

      　　与国家统计局合作，世界银行对1.6万家大、中型中国工业生产性企业1995年到1997年的经济报表进行了调查，这种评估按照五类结论如下：   

      　　第一类：67％的公司在支付工资、利息并在扣除了必要的生产设备减值后获得纯利。   

      　　第二类：7％的企业都证明有现金流动。它们可以支付工资和利息，但是在扣除必要的生产设备减值方面只能兑现一部分。   

      　　第三类：7％的企业尽管可以给员工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却不能偿还利息；他们根本不能兑现扣除必要的设备减值部分。   

      　　第四类：12％的企业不能偿还到期的利息、无法兑现必要的生产设备减值，而员职工工资也只能支付一部分。   

      　　第五类：5％的企业自己只能支付所欠其他企业的货款的一部分。   

      　　这份内部研究报告所调查的大、中型企业，从总体上的实力远比那11万家小型生产企业要好得多。尽管，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情况，远比调查整个国营企业实际情况所得出的结果要好得多，但是从这里已经显示，在这些被调查的企业中，有1/3的在从事着亏损运营，如果没有某种行之有效的改革，那它们就很难继续下去。这五类中有8％的企业是纯粹的吞食资本的机器。它们既无力支付工人工资，也无力偿还利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足以支付它们所购买原材料及其运输费。关闭这些企业并给这些员工支付全额工资，也许远比让它们运转更经济些。甚至对于从第二到第四类的占总数26％的企业来说，它们也是或多或少地在快速的消耗自己的资金。而其余的67％的赢利企业，正像研究报告所强调的那样，相当一部分属于垄断型企业。这份研究报告并没有提及，第一类中的企业所达到的平均资本利润率有多高。据估计，其中许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都低于国际标准，因为它们也浪费资本。 

      　　几乎所有贷款都流向那没有经济效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蚕食中国经济价值的领域，而那真正的具有创造工作岗位和经济增长的私有经济领域却由于缺乏资金而使其发展受到影响。即便人们可以把银行的倒闭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中国继续以这种资本流失的方式往下走的话，那么经济的增长势必中断。一场对国营企业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也就是那场邓长达20年反复斟酌的改革，已经无法再回避了。中国的未来就压在这场改革上。 

      　　干，你该死！不干，你就更该死！   

      　　一场真正的国企改革！我们现在明白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一场真正的改革首先意味着，国家银行今后只按照严格的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行事，从而只把贷款发放给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由此将有数万家国营企业破产。此外，即使是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也必须裁减多余的员工。所谓的真正改革也就是：国家工业领域内的就业位置要大规模的减少。一场真正的改革也将使国家机构中的数百万人失业。如果国营企业变成按市场竞争运作的自主体，那么设在北京的机械工业部及其在省、市的分支干什么？如果市场决定投资，那么还要位于北京的计划委员会以及省、市的计委干什么？ 

      　　1995年，1.91亿城市就业人员中，有1.13亿属于国有制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占3/5；可以说，其中至少有半数是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员。此外，在城市里还有3100万集体企业的员职工，这些企业的境况总体上都不景气。这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大约3/4的工作位置靠国家和实际上的国有集体企业在提供。在有些城市，尤其是在当年的满洲里，也就是国家重工业基地，这个比例甚至更高。以1995年的数字为出发点的话，恐怕在这场真正的改革中，国家所有制中得有半数的人失业。城里人面临着大量失业的威胁，而且围绕失业者的社会保障网络还不健全。 

      　　邓的改革原本想着人人受益。它现在因此必须克服党内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抗，因为改革并非完全是搞平均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不定要在哪个地方触及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公有制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城里，形成的原因在政府的管理，而且这种倾向仍然在继续。尽管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要比私有制企业慢，但它们在1978年到1997年间，还是增加了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保险的工作位置，而且工资和社会福利持续稳定增长。在农村，解散农业集体使干部的权力首先被削弱了，而工资收入也减少了。但是农业领域的工业化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难以比拟的机会，为权力、收入的增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新出现的市场也给数百万人提供了某种全新生活的机遇。农民，这些在毛时代终日埋头在田间的土包子，重新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邓的改革允许富有勇气的企业精神，允许“下海致富”。邓的改革只是创造了赢利者，尽管只是少数人的赢利远比多数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