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对公有制的概念进行了延伸之后，江开始转到了对这个题目的论证，那就是：“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改革的新突破就以此而顺利地开始了。即便是国家把国营企业分化出去了，即便是公有制比例减少了，但是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改革，江在此是这样勾画出它的底线的，所要形成的关键性结果就是：国家保留大型企业，放开小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将投放到股票市场，建成为跨国公司。而小型企业所面临的就是，国家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江并没有说要对多少企业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听众们都明白，宣布这个改革战略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30.5万家国营企业中，国家将保留1000家大、中型企业，并把它们投放到股票市场，以便为其引入新的资本。对于其余的30.4万家国营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中的员工来说，适用的就是这个口号“能救就救！”一部分被大型国营企业所兼并；半数以上被原企业的总经理或者私人企业买了，其中不少的企业是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而贱卖了。其中也不乏被外国企业所购买的，尤其是美国投资基金会，为了获得合适的购买对象，他们早就让自己的代理人在这个国家内到处活动。剩余的部分也就破产了。在大会堂外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严肃地讲：“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必须被淘汰，这是市场的法则”。 

      　　这场改革对于所有工人意味着什么，江在他的报告中讲得比较谨慎：企业改革“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表示，党和政府要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明确的说法就是：党收回了对职工以及社会困难户予以终身生活保障的国家担保，即“铁饭碗”被砸碎了！ 

      　　政府部门以及管理机构的裁员也将开始，这又是一个失业源：“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失业的第三个源泉就是裁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要裁军50万。 

      　　江泽民把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一并看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到2010年前的“改革进程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他指出，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私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此用“非公有制经济”来表述私有经济，并把它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说：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至此，私人经济首次被党不再作为国家经济的“补充”来表述，而是提到作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这个高度，这种表述也就使私有经济“合法化”了。 

      　　江这样尽全力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把经济改革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他却持谨慎的态度。  

      　　在涉及政治改革方面，江泽民对于所说的“西方模式”原则上予以否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唯一的一个实质性进步就是，宣布城、乡基层直接民主选举。至今为止这种直接民主选举也就只是在村这个层次上。由于通货紧缩和亚洲经济风暴使得经济形势加速滑坡，这也就不得不延缓这项在全国范围实施城乡基层直接选举的计划，而只是在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实验。 

      　　江泽民把制定文化政策看作为基本的任务，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多元文化在他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他也呼吁，“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江泽民也赞同邓小平的双重目标，认为，通过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使中国富强，但同时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必须绝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