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条下载:“吴三桂挟大清骑叩山海关,贼将不能御。”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② 《小腆纪年附考》上册卷5 第147 页。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③。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①。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②。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③。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①。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③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谈迁:《国榷》卷101。
② 《沈馆录》卷7,页11,载《辽海丛书》第八函第十册。
③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清世祖实录》卷4。
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②,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④,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①。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②。“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③。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④。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①。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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