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①。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②，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③。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④。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①，吴三桂的父① 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载《玄览堂丛书》第二十一本第253 页。② 彭孙贻：《流寇志》卷11，第177 页，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③ 《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3。

　　④ 谈迁：《国榷》卷100，第6063 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载《明清史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十八本第70 页。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②。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①，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②，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② 《辛巳丛编·平吴录》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