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病危到十一日未时去世，这段期间，代善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一大事，结论也就逐步形成了。因此，当岳讬、萨哈廉向父提议立皇太极时，他赞同说：“汝等之言，正合我意”，遂“计议已定，书之于纸”。第二日（十二日），代善通告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十一位贝勒，“皆曰善”，“议遂定”，皇太极便被任置为金国天聪汗。①代善推立贤君的决策，稳定了动荡的形势，保持了皇族集团的统一和团结，使后金能够革除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代善为巩固、安定爱新觉罗江山，建立清皇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继位为汗，与十四位贝勒“议定君臣之仪，上下和睦”，书写誓词，昭告天地。誓词规定，新汗皇太极要“敬兄长，① 《清太宗实录》卷1。

　　爱子侄”，“行正道”，不得藉口“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之人民，或贬或杀”，若违此誓，则短命夭折。誓词赋予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训子弟”的特权，他们对阿巴泰、阿济格等十一位“子弟贝勒”，有管教之权、辖束之权，如果这些贝勒“藐其父兄，媚君希宠”，即藐视代善三人，背叛三位大贝勒，投靠天聪汗，则将短命而亡。②这次盟誓，抬高了代善等三位大贝勒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形成了金国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即以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为主，加上阿巴泰等十一位小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国。

　　十月初，代善偕阿敏等八位贝勒，率精兵一万，往攻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生擒巴克贝勒父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噶尔寨等十四贝勒，斩鄂尔塞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①。这一仗，振奋了军威，对促使蒙古喀尔喀五部贝勒重守旧誓与金和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2）正月初一日，金国举行新年朝贺仪式，皇太极居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外藩蒙古贝勒来谒时，亦依“谒汗之礼，会见三大贝勒”②。天聪三年十月初二，皇太极统兵征明，代善同行，十一日扎营于辽河。

　　十五日，皇太极命八旗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大军所向，是先征明还是先攻蒙古察哈尔部，人言言殊，有的主张，距察哈尔太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建议，“大军已动，群力已合，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征明之议为是”，遂统军向明境前进。二十日，军抵喀喇沁的青城。代善与莽古尔泰于途中私议，认为此次进攻，危险性很大，遂于当夜来到汗幄，令诸贝勒、大臣停在外边，不许进入。他们见汗密议，力主退兵，代善、莽古尔泰说：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PGN0196.TXT/PGN>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①50000053_0197_0代善二人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他们担心难进明境，众寡不敌，断了退路，国势就很危险了。联系三年半的军事政治形势来看，这一担心是很有根据的。金国自天命十一年正月兵败于宁远以后，虽然打败了朝鲜，击败了蒙古扎鲁特部，但天聪元年五月进攻锦州，又受挫未下，曾经威震中外的八旗劲旅，竟变得“怯于攻城”，士气不振。而明国一获宁远大胜，再获“宁锦大捷”，却一变昔日争相奔溃的懦风。在军队数量上，金兵只有五万，明军却数倍于此，力量对比也很悬殊。兼之，金兵是千里跋涉，粮草短缺，深入明地，人生路不熟，万一明军坚壁清野，凭城死守，援兵四面包围，截断退路，那时八旗军就会落个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大金国也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如果此次出征半途而废，那将在精神上给八旗官兵沉重打击，长明国威风，灭己军志气，后果也很难设想，倒不如冒险进取，打个大胜仗，彻底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皇太极碍于代善二人的反对，几乎放弃征明决策，后来由于岳讬、济尔哈朗诸贝勒的坚决支持，以及八旗固山额真的赞同，才再次下决心进攻明国。② 《清太宗实录》卷1。

　　① 《清太宗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1。

　　代善二人遂从众议，统率部下，一同杀向明国。此次进攻，历时五月，直抵北京城下，屡败明兵，攻克不少州县，又施用反间计使明督师袁崇焕冤死，斩杀明武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赵率教，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军威大震，从此金国转入主动进攻的新阶段。

　　天聪五年八月，代善与子岳讬率正红、镶红二旗兵丁，参加了皇太极发动的进攻大凌河之战，父子分领本旗兵攻城之西面。金军围城历时三月，击败总兵吴襄等来援明兵四万，生擒监军张春，迫使粮尽援断的大凌河总兵祖大寿开城投降。

　　十月二十日，代善召集诸贝勒议处三贝勒莽古尔泰军中之过。两个月以前，莽古尔泰向皇太极说，属下不少将领受伤，要求取回随正白旗、镶白旗行走的正蓝旗护军。皇太极对此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反指责三贝勒之部下“凡有差遣，每至违误”。莽古尔泰埋怨天聪汗处事不公，“独与我为难”，“遂举佩刀之柄前向，频摩视之”。皇太极回营后大骂莽古尔泰，并愤怒谴责众侍卫说：“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皇太极既然将此事的性质定为臣欲弑君的叛逆大罪，显系暗示要加重惩治，但代善集诸贝勒商议后，却主张从轻了结。他们提出：“以大贝勒莽古尔泰在御前露刃，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银一万两及鞍马甲胄。皇太极同意此议，不久并还其所罚五牛录人口及供役汉人庄屯等。①这场有可能导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公开分裂和争斗的重大纠纷，终于在代善的明智主持下，得到了妥当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