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四书训义》卷18。

　　④ 《四书训义》卷6。

　　⑤ 《四书训义》卷38。

　　⑥ 王夫之：《庄子解》卷33。

　　⑦ 王夫之：《庄子解》卷33。

　　① 王夫之：《噩梦序》。

　　“固中区”；反对“问刑官故出入人罪”，认为对“故入决遣”者尤应严惩；反对“鬻官”和“鬻士”；主张废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针对明末积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见。又次年，王夫之将自己所作的《诗广传》重新订定（编为五卷）。他从儒家的“诗教”出发，对《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提高到“治道”上进行分析，认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无浮情”，主张“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②。因此，他推重“夷犹婉娩”的作品，而对于“迫矫而无馀思”和带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诗篇，都非常不满。但这部著作也有不少进步的精辟的内容，如同情在暴君贪官压榨下的人民，主张适当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强调“善取民者，视民之丰，勿视国之急”；认为“事起而时异，时异而道不可执”和希望“善用人者无弃人，善用物者无弃物”以及肯定社会历史进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渐愈。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励人们不为“习气”所移，而注重道德修养，同时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后学所宣扬的“无善无恶”观点。但他诋“庶民”为“禽兽”，则表现了严重的阶级局限性。次年春，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九卷①。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无“生灭”；指出“非有一，则无两”，“惟两端迭运，遂成对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统一中有对立；并且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刚柔、寒暑、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但彼此“无终相敌之理”，结果还是“和而解”③。这就宣扬了矛盾融合论。他认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④，即必须由感觉器官与客观对象相接触而引起思维活动，才能认识事物。他看出了“见闻之知”不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但将其否定而夸大“德性之知”⑤，却表现了唯心论唯理论的倾向。他认为作为“生之理”的人性本来“无恶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将以前荀悦、韩愈等所说的“性”改称为“才”）而又“染于习”⑥，就使性受蔽而行为趋于“恶”了。这种论证，比以前的人性论前进了一步⑦。八月，王夫之撰《楚辞通释》十四卷。他根据王逸的《楚辞章句》进行改编，“删汉人无病呻吟之剿说”⑧，即将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用骚体所写之赋删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辞》和《爱远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他联系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和自己的亲身遭遇，② 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王夫之对《张子正蒙注》未点明撰于何年，但此书阐述“太和”、“太极”含义及气无生灭说，与《周易内传》（卷4、卷5）所言完全相同，可见此书当成于撰写《周易内传》的康熙二十四年。又《周易内传》卷5 解释“太极”时有云：“张子谓之太和”。这说明《张子正蒙注》脱稿当早于撰《周易内传》。再以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四年的事迹推断，则《张子正蒙注》当撰于是年春夏。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第5、7 页。

　　③ 《张子正蒙注》第22 页。

　　④ 《张子正蒙注》第16 页。

　　⑤ 《张子正蒙注》第105、104 页。

　　⑥ 《张子正蒙注》第92、97 页。

　　⑦ 王夫之在撰《张子正蒙注》之前，曾撰《思问录》内外篇，其内容与《张子正蒙注》“互相发明”（参阅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后编转载《王氏族谱》之《船山先生传》）。

　　⑧ 王夫之：《楚辞通释》第16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深刻地阐述了屈原热爱祖国而上不见信于君、下为群小排挤致被放逐的愤慨思想，抒发了自己类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这种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注释颇多新意，纠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释失当之处，但他也不免附会，特别是以“黄老修炼之术”②释《远游》，并及《离骚》，显系穿凿而不足据。九月，王夫之病中勉为门人作《周易内传》十二卷。这是他系统地具体地研究《周易》的著作。对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对汉代襄楷、郎f 、京房、郑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和邵雍的“先天学”以及朱熹之“专言象占”，又不满意于王弼黜象数而专重义理和受其影响的唐宋之易学（宋代惟推重张载）。他指出：“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又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③这是王夫之对待《周易》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撰写《周易内传》的主要原则。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周易外传》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离“器”等哲学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他企图从《周易》中“体天人之理”④，即力求体察“天道”以善应人事。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长乐乡耐园治丧事，回来后写了《孤鸿赋》，抒发对介之的悼念和自伤孤零的感情。六月，书写《传家十四戒》给长孙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为僧道”、“勿作吏胥”、“勿习拳勇咒术”、“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勿立坛祀山■跳神”等戒；并嘱其后裔“能士者士，次则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