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年，王夫之在“败叶庐”设馆讲学。他将上年已动笔的记述永历朝史事的《永历实录》二十六卷撰毕⑦。他秉笔直书，对坚持抗清的爱国者，都加以褒扬，即使对曾经反抗过明朝而后来联明抗清的农民军将领高必正、李定国、李来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李定国则几乎无微词），而对那些贪鄙庸劣和降清求荣的官僚，则严厉贬抑。这部著作，论述湖南、两广用兵和党争较翔实，而对永历帝逃往云南、贵州和缅甸的复杂情况，则记载简略，且有失实之处。次年，王夫之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他对胡广等主编的《四书大全》中辑录的宋元以来理学家解释《四书》所表现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进行驳斥，例如他肯定“理即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① 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② 王夫之：《黄书·原极》。

　　③ 刘毓崧：《尚书引义跋》。

　　① 王夫之：《尚书引义》第121 页，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尚书引义》第121 页。

　　③ 《尚书引义》第66 页。

　　④ 《尚书引义》第68 页。

　　⑤ 《尚书引义》第55 页。

　　⑥ 《尚书引义》第57 页。

　　⑦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20 页。

　　立之理”①，就是驳斥朱熹的“理生气”和将“理”夸大为脱离“气”而独立存在的宇宙之根本的学说；他否定“不待学而能”的“生知”，也是针对朱熹“以尧、舜、孔子为生知”②而言的。在知行问题上，他不仅再次强调“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③，用以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而且认为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④，阐明了“知”、“行”的辩证关系。此外，王夫之在“理”、“欲”问题上不赞成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⑤；在“理”、“势”问题上，他强调“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认为“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⑥。这是他历史哲学中的非常深刻的见解。

　　康熙六年，王夫之和王介之由于平日的言行表现了与清朝不合作甚至反清的倾向（如不剃发，不用清朝皇帝年号），因而几乎被人控告，幸亏好友刘象贤为之“排难”⑦，才避免一场大祸。次年春，唐端笏（字须竹）来就学，这是追随王夫之二十多年、深受器重的学者。七月，王夫之撰《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前者主要述其父王朝聘对《春秋》的见解，后者则为借论述春秋时代的“合离”、“盛衰”的变化，为后世提供“守经事”而“知宜”、“遭变事”而“知权”的经验⑧。又次年，王夫之辑三十岁以来所作古近体诗为《五十自定稿》。续娶张氏为妻。初夏时，王夫之应唐端笏之请，到馺阁岩为唐端笏讲述宋明理学源流，使唐端笏知“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①，冬，王夫之造草庵，名“观生居”。这时，他已编成《春秋左氏传博议》上下卷。这是他评述春秋史事而为后人提供鉴戒的论文集，其中提出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②的命题和强调“相天”（根据自然规律而能动地改变自然），反对“任天而无能为”以及要求“竭天”（竭尽自然界赋予人们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思想③，都是非常精彩的。康熙十年，王夫之因好友方以智（时在江西庐陵县青原为僧）多次劝他前往“逃禅”，他虽曾以“人各有心”之语辞却，但方以智仍苦劝，故作诗述怀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终不能从”⑤之意。夏，方以智赴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一说方被清统治者捕送广东，途中病故）。次年三月，王夫之听说他所尊敬的前辈郭都贤因文字狱遇害于江陵，即作诗悼之⑥。八月，得方以智暴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660 页。

　　② 《读四书大全说》第458、459 页。

　　③ 《读四书大全说》第17 页。

　　④ 《读四书大全说》第172 页。

　　⑤ 《读四书大全说》第248 页。

　　⑥ 《读四书大全说》第601、599 页。

　　⑦ 《王船山诗文集》第172 页。

　　⑧ 王夫之：《春秋世论序》。

　　①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65 页。

　　② 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士文伯论日食》。

　　③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吴征百牢》。

　　④ 见《王船山诗文集》第214 页。

　　⑤ 王夫之：《南窗漫记》。

　　⑥ 《王船山诗文集》第383 页。

　　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诗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写了《礼记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叛清，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次年正月，吴三桂遣军先后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阳。从这时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游，往来于湘乡、湘潭、长沙、湘阴、岳阳和萍乡等地。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发（时居衡阳斗岭）一样，不屑接受吴三桂的“延致”①，“坚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听到吴三桂宣称要奉崇祯帝太子“登大宝”的消息，又为之“喜欲狂”③，不仅自己考虑置身“铁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认识或和他有某种联系的已参加吴三桂阵营的官员勇于北上攻战⑤，从而“涤六宇之霾云”⑥。但是，他在觉察到“兴亡多事天难定”⑦时（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观生居”迁到那里，一面治学，一面静观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