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清高宗实录》卷801。

　　③ 《清宣宗实录》卷313。

　　④ 《清文宗实录》卷339。

　　⑤ 王闿运：《桂阳直隶州志》卷20。

　　⑥ 道光《石泉县志》卷3。

　　⑦ 魏礼：《魏叔子文集》卷8《致李邑侯书》。

　　① 朱士楷：《新塍镇志》卷13《沈元龙传》。黄卬：《锡金织小录》卷7《浦贤》。② 周庆云：《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

　　作物生产。广东的顺德、番禺等县是荔枝生产之乡，“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东莞则种香树者多，“富者千株..数世亦享其利”③。还有遍植龙眼、柑橙、甘蔗者，“食香衣果”，“多致末富”。江苏嘉定蔡翁，原仅种田一二亩，因经营鲜菌生产，历十余年便“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有田数百亩”④。“南阳李义卿文达公..家有广地千亩，岁殖棉花，收后载往湖乡间货之”⑤。

　　这些庶民地主，或自己雇工经营，或出佃山场、田亩，收取租息。如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山区，从明中代起即出现棚民聚集开山。乾隆四十四年，地主巴鸿万等人，将山场写立租批，佃与怀宁人丁云高、胡宗义，讲明预租期十五年，租银五百三十两。丁、胡二人雇外地长工种苞谷，仅丁云高一人便用六两、四两银子的不等工价雇了长工十二人⑥。道光年间，更有一些出租金数百两至千两的富户，预租期二十年，一户雇工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不等①。东北地区，先为禁地，后涌进了大量从外地流徙而去的移民，利用当地肥田沃土，人烟稀少的条件，始而为佣，继而佃营山场、粮田，致末富者不少。如山东栖霞县王明，先在吉林宁古塔佣工，以后租地二百亩雇工种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烟农②。

　　上述众多的富户，情况并不尽同，有的是出租山场、田亩的地主，有的是经营地主，有的也可能两种身分兼而有之，有的已是原始的租地农业家。有的甚至还是富裕农民。前两种地主基本上还是封建属性的庶民地主，但也不排斥个别人走马克思指出的那条改良道路而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

　　第二，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庶民地主与佃户间的基本状况，无论从文字和实际看是趋向自由化，其中主佃与主雇间公开宣布解除主仆名分是主要标志之一。

　　乾隆年间的档案中，有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解除的记录。如乾隆四十年，山东沂水县刘玘山佃种马进朝地亩，佃户刘玘山因事“殴马进朝毙命”，山东巡抚判案定议：“查刘玘山虽系马进朝的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斗论”③。乾隆五十八年，有湖南宜章县曹成昌佃种尹申开田亩，亦明载：“并无主仆名分”④。嘉庆、道光年间，亦有同样的档案记载。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卷25《木语·荔枝》。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5《景贤》。

　　⑤ 《杨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一》。

　　⑥ 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422《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光绪《吉林通志》卷3。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阿桂题。

　　③ “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素题。

　　④ “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第三，永佃权和转佃制的发展及地租剥削的减轻趋向。清代永佃权与转佃制有了新的跃进。但是在贵族缙绅地主的营垒里，他们既视佃户如奴仆，可任情役使，肆行人身迫害和重租盘剥，一切大权操在地主手里，则为保障佃户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的永佃权和转佃制，必然很难产生，或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永佃权和转佃制的产生、发展，主要是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新发展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导致了永佃权和转佃制在庶民地主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因此，在清代，与封建重租盘剥而同时出现的有一种地租剥削减轻的矛盾现象。上面第二部分论述贵族缙绅地主时说过，当时一般地区的地租额南方普遍是亩租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下下地仍征租一石和上地征收三石者亦很不少。可是，江浙有不少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域如湖州南浔等地，丰年亩租只纳稻谷一石左右，歉年则只纳三四斗。有的地方平年纳租一般是亩征六七斗，而所谓“顽佃”，则平年也只纳歉年的租数。还有所谓“奸佃”，“顺成之岁，且图短少。稍涉旱涝，动辄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侦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过去纳租是由佃户送租上门，这时湖州概无此例，纳租时，必须由业主亲自操舟至乡间量取①。由于租额被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勤农倍收，产户不得过问。谷贱加征（指官府），农不任咎”。因此，“务本者众”。已往的灾年，往往是农民的鬼门关，而地主则稳坐钓鱼船，有的地主甚至利用灾荒落井下石，乘火打劫，因此，农民往往因多灾而更多破产，天灾人祸，紧密相联。可是，清代有的情况变了，无锡和南浔的佃户都有因灾年免租、减租而起家的①。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农村被视为风险最少的安乐窝，因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固有体制。可是，清前期，世道也有些变化，“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②。一方面，是农民抗租，或利用永佃权与转佃权为工具，要求减租；另一方面，官府加重田赋征收，“农不任咎”。因此，“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已买者，或者直接卖给佃户，或者以之“投送缙绅，以图脱累”。其中尤以城市商人地主卖田者多了起来，造成“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