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发生变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超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发，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农业租佃关系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首，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①。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指苏州、太仓）佃户，与仆无异。”①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②。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③。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① 《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4、26、27、2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律斗殴》。① 康熙《崇明县志》卷4《赋役》，卷6《风俗》。

　　② 康熙《江南通志》卷6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③ 张光月：《例案全集》卷6《户役》。

　　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④。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⑤。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⑥。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首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首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⑦。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⑧。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里，反映扬州大盐商方家在各地大买田地，方家主人下乡的时候，庄户必须像迎神一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吴敬梓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是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缩影。乾隆年间，四川有位田主吴耀祖，并非很有势力者，因事与佃户发生了争执，吴为了夺田另佃，宣布要把未熟的黄豆毁掉，佃户跪在地下求“宽缓”，吴骂道：佃户就同他家的“奴才一样”①。广东风气甚开，但乡里的风俗仍是视佃户为“贱人”，可以用扇子头殴打，进行侮辱②。至于贵州，云南一些边远地区，不少世仆制度还原封未动。云南永善县有个“佃田世仆”者普，他同妻子明珠和五个儿子都被鲁家买为世仆。乾隆四十八年，他带同妻子逃到四川雷波厅，但被鲁家发现追捕了回来，经一再辗转出卖，“骨肉离散”，万分痛苦，者普恳求鲁家回赎，使家人团聚，鲁家反而置之不理③。像这样的佃仆生活几乎与牛马无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