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清世祖实录》卷90。

　　① 《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②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1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1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①。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②。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③。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④。回赎的措施加速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⑤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1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② 《八旗通志》卷18。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② 《畿辅通志》旗地条。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④ 《清高宗实录》卷104。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①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发展了。

　　乾隆九年（1744），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发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速发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