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一九六九年被处决。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博古出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太浅，难孚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二十四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二十四岁?”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博古是绿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讲富有煽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博古是个热情、直率的人，是个头脑聪颖的人。    

    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意于“博古通今”，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博古怎么会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Бor”，俄文原意为“上帝”。他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桥巷二十三号)。他的父亲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他是长子。母亲朱氏是续弦。他属“邦”字辈，弟弟叫秦邦礼，妹妹叫秦邦范。最初，他在无锡的“秦氏公学”就学。十四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五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    

    这年七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    

    这年九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一九二二年十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    

    翌年十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他面前。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就这样，他们深深相爱了。一九三○年五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