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一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二月七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此处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失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也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王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明明白白表露了出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卢福坦此人，知名度实在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致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因为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过瞿秋白……于是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因博古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孚众望。王明的最后抉择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旦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便可担任总书记。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原始记录，有关当事人的谈话，透露了当年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    

    张闻天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提出新中央的名单，“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②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函，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②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博古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他成为“负总责”的经过：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函，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就这样，在那不知名的酒店里的四人聚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移交——交给了博古，而不是交给“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