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时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那幢洋楼还真的有点“庐山”气派。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即李立三。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的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