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2

    就在发布通告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五月一日一起离沪赴莫斯科。此后，在五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人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临时主持留守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便有可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表们会被一网打尽，于是“六大”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了苏联。    

    中共“六大”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错误，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大会之前，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于是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还由于他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就这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的身份。他原名项德隆，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杨殷则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五年，他还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六人（内有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中，有二十一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未能入选!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因为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诚如陈独秀之右倾跟罗易、鲍罗廷的右倾大有关系，而瞿秋白的“左”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明纳兹的“左”倾的关系。布哈林这么指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二百四十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样，共产国际作出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经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