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

　　盐引有大引、小引两种，“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明代商屯，最初始于洪武三年（1370）。是年，山西行省奏曰：“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准从所请。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②。

　　洪武四年（1371），正式定淮、浙、山东中盐之例，皆以盐一引为率，视入仓道里远近，定商人输米之数。具体为，输米入：临濠府仓，淮盐六石、浙盐四石；开封府及陈桥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二石；襄阳府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一百五斗；安陆府仓，淮盐四石、浙盐三石五斗；辰州、永州及峡州仓，淮盐三石五斗、浙盐二石五斗；荆州府仓，淮盐四石五斗、浙盐四石；归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二斗；大同府仓，淮盐一石、浙盐八斗；太原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孟津县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北平府仓，淮盐一石八斗、浙盐一石五斗、山东盐二石五斗；河南府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西安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陈州仓，淮盐三石、浙盐二石；北通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八斗、山东盐二石五斗①。

　　此时，商人赴淮、浙、山东三地中盐，虽然输米之数有别，上自六石，下止八斗，但是无论在何地，以米易盐的手续都极为严格：必须“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①。

　　后来，米、盐的交换比例，有所变动。其原则是以时势缓急、米值高下、道里远近险易以及中纳者是否有利为转移。

　　洪武十一年（1378）二月，明太祖以原先所定盐价过重，以致商人利薄，商屯效益不佳，命令中书省议减盐价。诏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数年，② 以上参见《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所输甚薄，军饷不供，岂盐价太重，商人无所利而然欤？尔中书议减盐价，俾输粟于西河、梅川，庶粮饷可供，而内地之民省挽运之劳。

　　于是，中书省臣奉诏定拟，凡输粮于：凉州卫者，每盐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临兆府七斗；河州四斗②。

　　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普安军民指挥使司周骥奏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补。今蛮夷屡叛，大军所临，动经数月，食用浩穰，而道里险远，馈运不给，宜减盐价以致商人。旧例：云南纳米二斗，给淮、浙盐一引；二石给川盐；一石七斗给黑井盐；二石四斗给安宁盐。近因盐重米轻，故商人少至，请更定其例。”奏文送到朝廷，明太祖采纳其言，命户部量减盐价：淮、浙盐一引，米一斗五升；川盐一引，米一石五斗；安宁盐一引，米二石；黑井如川盐之数③。民屯与军屯价值的实现过程是，通过直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而商屯实行之初并非这样，没有与耕地发生关系。商屯价值的实现形式是：通过商人以米、官府以盐，官商互相进行米、盐交换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人运往边境的粮食，不是由他们直接经营土地生产出来的，而是以（盐）引目为媒介，通过商业流通渠道实现的。

　　明成祖即位以后，商屯的范围和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范围的变化有些反复：“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唯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迨安南新附，饷益难继，于是诸所复召商中盐，他边地复以次及矣”①。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一些商人直接参与土地开发，将商业资本引入粮食生产领域。

　　原因是，当时一些商人感到运粮到边境，路途遥远，且多危险，费用浩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不合算，本大而利微，遂改变形式，招民直接在边境进行农业生产：“募众督耕”，开垦土地，自设保伍，就地种粮，换取盐引。募众督耕之法行，经济上对商人有利。侯方域代其父侯恂奏议屯田，谓：“国初计边地寒，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艰，乃通商中盐以维之，令贾人输粟边郡，官给之引，赴盐所领盐转鬻。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时各镇军饷，就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其地足给，无所谓太仓年例者，闾左自正供外，亦无他财赋。”①永乐帝去世后，朝廷对商屯的政策，除了继续鼓励商人募民垦边，就地种粮之外，主要是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米、盐比价，激发商人输粟于边的积极性。这个调整，首先是由钞法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