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五、六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回忆李大钊》，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之后，于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笔者的。    

    罗章龙之孙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引自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笔者信。    

    刘仁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2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人们所关注的。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张国焘则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六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提及一句：“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在谢觉哉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据谢觉哉说，“○○○○○”即“共产主义者”。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