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柯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能跟马林长谈。唯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张太雷)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国焘错把八月份的印象写入六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五月七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六月十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六月二十二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八月的事记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五、六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