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一九二○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另外，毛泽东还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不屈的共产党人》，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何叔衡的特色。    

第五部分：响应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四老”之一。这“四老”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不过，董必武比何叔衡小十岁，只是何叔衡去世早，不然当称中国共产党“五老”。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璧伍。必武是他后来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他竟以此名传世。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董必武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时的情景：“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麾下，那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来。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一九一二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李汉俊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九至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名唤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第五部分：响应陈潭秋 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董老忆潭秋》，《楚晖》第一期，六至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