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

　　③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④ 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

　　① 虞集：《威宁井氏墓志铭》，《口北三厅志》卷十三。

　　② 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

　　③ 周伯琦：《上京杂诗十首》，《近光集》卷一。

　　④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⑤ 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⑥ 卢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柔克义英译本，P.220—221。

　　点。元代市镇发展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统一条件下，路、府、州、县等行政治所广泛分布、水陆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业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带动了大批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其中，尤以南北大运河与海运的全线打通而兴盛起来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远影响，如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宋代已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与长江衔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为“南北商旅聚集去处”，办课总额在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全国之最⑦；扬州“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薮”①；济州“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②；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为林，百货山集”，“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③；直沽口设有接纳运河与海运物资的漕运机构与粮仓，延祐三年（1316）改为海津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④。刘家港所在的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本为草莽之地，成为海运的主要起运港口后，很快就以“番汉杂处，闽广混居”的“六国码头”⑤而著称。七处对外贸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元代第一大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⑥，伊本·拔图塔称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指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⑧。广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万舶集奇货”⑨的繁盛景象，不失为是“世界上拥有最优美市场的大城市之一”①。庆元港主要从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⑦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新降盐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额办课程处所》。

　　① 危素：《扬州正胜寺记》，《说学斋集》上。

　　② 《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三《济州》。

　　③ 《临清县志·商业》引杨效曾：《临清小记》。

　　④ 傅若全：《直沽诗》，《傅与砺诗文集》卷四；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十首》，《蜕庵诗集》卷四。

　　⑤ 杨譓：《昆山郡志》卷一《风俗》；明桑悦：《太仓州志》卷一《沿革》一。⑥ 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⑦ 《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⑧ 《马可波罗行记》第2 卷第156 章，冯承钧译本。

　　⑨ 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州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

　　① 伊本拔图塔语，见《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②。澉浦港在南宋后期建立的舶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的要冲③。上海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建镇，大观元年（1107）设市舶务（司下面的分支机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下辖于松江府④。该港主要管理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拥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周伯崎《肃政箴》），也不失为沟通海外的一个门户。

　　其二，县以及县以下的镇、市墟、村集这类初级市场普遍比宋代有所发展。《元典章·吏部·官制》载录了全国县级以上税收点（场务）的分布状况，而更下一级的还有大量税收分点，它们大都分散在镇、市或要道之处，如镇江路丹徒县与丹阳县下属的若干务便设在谏壁镇、丁角镇、延陵镇、吕城镇等地。元代稽察基层地方治安的巡检司也多设在交通要道处，这里往往是市、镇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场所，有的逐步上升为市、镇，有的还升格为县级治所。集市的活跃充分显示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元代中期，官府担心在大都郊区“起立集场”会造成“走透课程”、“滋长盗贼”的后果，下令“住罢”，但集市仍盛行不衰，这使官府认识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①在城市和工商业不太发达的边远地区，集市的作用更为突出，如云南金齿地区，“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毯、布、茶、盐互相贸易”（李京《云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税”②的征收成为场务官的重要职责之一③，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级市场发展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