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如马可·波罗盛称哈剌善城（银川）毛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马可波罗行记》第72 章《额里哈牙国》，冯承钧译本）。

　　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王逢：《黄道婆祠》，《梧溪集》卷三。⑤ 王祯：《农书》卷二一《木棉序》。

　　⑥ 蒋祈：《陶纪略》。

　　① 《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孛术鲁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王恽：《辉竹属民》，《秋涧集》卷九十。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卫辉等处贩卖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因皇室权贵的酷好，元代珠宝贸易大兴，其来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从海外采办，二是购求于西域商人，其价“动以数十万锭”计②。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超过了宋代，外贸港口最多发展到七处，至元年间又制订二十三条市舶条例，外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从事“官本船”贸易的商人和私商与日俱增，交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陆路主要从钦察汗国经克里米亚达欧洲各国，另又通过伊利汗国达阿拉伯各国。海路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自菲律宾诸岛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比南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三十八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远达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路也畅通无阻。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据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瓷器“运销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东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坦噶尼喀和基瓦尔群岛）和印度洋航线沿岸地区不断发现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残片。1977 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元代中国海船，装载瓷器、铜铁器数千件，钱币七万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组装入木箱，形成比较规范的海运包装①。进口货物有珍宝、香料、药品、纺织、珍禽异兽、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类，不下二百五十个品种。海外贸易被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②，所以政府全力营运，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贸易的机构）所统海船达一万五千艘③，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见④，市舶所入亦甚可观，元代前期约占“岁入之数”中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强⑤，到了元代中期，舶税收入（大概包括发卖抽分货物及舶税两项在内）至少达钞数十万锭⑥，而泰定帝时全国包银岁额亦仅十一万锭⑦。

　　上述情况反映出元代商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与政治种三《食货》），说明官营竹场与官营竹货一直存在。卢世荣改革后，政府也通过抽税方式，再度听任民间转贩大批竹货。

　　② 《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御史辛钧言。

　　① 《在汉城看中国之瓷》，载香港《大公报》1977 年11 月4 日；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 年第2 期。

　　② 《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③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④ 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⑤ 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页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⑥ 此据《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估计。文称，延祐七年正月壬午御史台臣言，赐完者不花海舶税计钞数十万锭，这应该是上年的舶税收入数，并且是一个低限数目。

　　⑦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种弊端的作用下，促进商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场的萎缩与畸形，其中直接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是特权阶层的活动。如色目富豪通过献卖珠宝、借贷金钱等手段，满足蒙古皇族的欲望，不时解决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换取的则是发放高利贷、大规模参与扑买课税等方便。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上层以及汉人中的富商大贾也多享有经商特权。这样，在商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弊害丛生的官营商业遍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特权阶层持玺书、佩虎符，其活动深入到经商、贩运的全过程；元代还一度盛行人口买卖，其情形超过金代，买卖双方只要讲清来历，书写契券，依例投税，交易活动就获法律认可。这项交易最兴盛的北方地区，“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①。

　　此外，还存在市场萎缩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夺、检括来的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局院中，从事军工生产，并几乎控制了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各个重要部门，民间手工业为之相应萎缩；元代发行的纸币开始时数量有限，准备充足，自阿合马当政后，钞法日虚，开支又不断增加，二十多年间，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此后每况愈下，元末纸钞形同废纸，至使民间普遍以物货相交易。纸币逐步变成扰乱市场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范与维护特权等需要，元代还设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区，规定“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每夜禁钟前进行；江南铁货与熟铁器，曾一度不允许贩往江、汉以北；“诸关厢户居停旅客”，必须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丝绵缎匹绫罗之类的优势手工业品，也与人口、军器等一并当作禁品，“不得私贩下海”①。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业活动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