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兽医典籍有多部，现存王愈《蕃牧纂验方》收载兽医方剂57 个，其中包括有四时调理方，治心、肝、肺、肾等五脏的方剂。《埤雅》“豕”条提及“豕有米肉如星”，指出其肉人不可食。说明对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已有所认识。张舜民《使辽录》中则有辽国利用醇酒醉马，以进行外科手术切除肺部病块的记载。

　　水产养殖经验不断丰富。周密《癸辛杂识》讲到江州滨水外产鱼苗，还详细叙述了长途运输鱼苗和饲喂幼鱼的技术：一是时常换水供氧；二是除去杂鱼劣鱼；三是不断摇动贮水，便于新鲜空气进入和模仿江湖活水的活动特点，为幼鱼生活创造适宜的条件。淳熙《新安志》中有几种鱼混养，“使相从以长”的经验记载。南宋时，金鱼已经人工畜养，并作为商品售卖。据岳珂《桯史》记载：“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问其术，秘不肯言。”种类繁多，闻名世界的中国金鱼主要来自鲫、鲤，是经过人工挑选色泽金黄的异常类型，并在长期的饲养和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北宋和南宋在大多情况下基本上采取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实行奖励耕种的政策，招徕流民务农；做农业推广工作，如提倡江南参种粟、麦、黍、豆，推广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又“诏令馆阁校勘镂板颁行”《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二书；地方官员中有人兼管劝农工作；曾一度施行过由民众推选懂得土宜、熟练种植技术的人做地方农师。地方上也不乏倡导农业并作出贡献的官员。宋代文集、笔记中，有不少“劝农文”。“劝农文”的大量出现是值得重视之事。“劝农文”的内容主要是劝勉农桑和宣传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不同之处是，它比较注意针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带有文告性质，便于普及推广。除“劝农文”外，宋代还采用过绘制耕织图的方式宣传推广耕织技术。元末虞集说，南宋于郡县治所大门东西壁绘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而今罕为之者”。全图为耕图21 幅、织图24 幅，每图皆配八句五言诗。④“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

　　宋代私人编著农书开始兴盛，但约有三分之二今已不存。现存宋代农书③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契丹马》。

　　④ 《调燮类编·鸟畎类》。

　　中，论及农桑生产的综合性农书只有《陈旉农书》和楼■《耕织图诗》。其他多为专业性农书，如秦湛《蚕书》、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王灼《糖霜谱》、陈翥《桐谱》以及若干部茶书和花卉谱录等。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谱录类图书一般能兼及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陈旉农书》写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那时他已经74岁。书中所讲农业情况，实代表长江下游较广泛的地区。全书1 万多字，分上、中、下3 卷。上卷内容主要是土地经营和栽培总论的结合，为全书主体；中卷的牛说，把牛看成事关农业根本，衣食财用所出的关键之一；下卷论述蚕桑。此书篇幅不大，但在我国农学史上有较大贡献。它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讨论土地的利用，总结了丰富的群众创造，提出了“地力常新壮”和“用粪犹用药”的论点。二是该书对水田作业的论述相当精要具体，特别是关于秧苗、耕耨等项。三是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如“耕稼盗天时之利”的见解就很富有理论概括性。该书所附秦湛《蚕书》一卷，可补《陈旉农书》下卷之不足。

　　有关辽、西夏、金的农业科学技术记载文献不多。元初《农桑辑要》所引用的《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大致都写作于金、元之际，所述内容也都是黄河流域的农事情况。

　　第三节五代、宋的监牧五代、宋代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游牧民族那样的牧业，只有国家牧马监饲养成群的国有马匹，民户通常只饲养少量马、牛等大牲畜，以及羊、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马、牛用于耕地、驾车，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其他家畜、家禽的饲养，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其粪便也是农作物的肥料。

　　五代、北宋时华北地区稍富裕的农户大多养马供乘骑、拉车、耕地，但五代时战争频繁，公私马匹主要作为战马使用。后唐同光三年（925）攻前蜀，清泰三年（936）抗击石敬瑭与契丹联军，以及后晋天福九年（944）抗击契丹南侵，都曾括取全国公私马匹。

　　然而，“五代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蕃息”。后梁虽沿唐制设飞龙院以飞龙使为长官，但数量不多。后唐庄宗时增设“小马坊”（小坊），以康福为马坊使，同光四年（天成元年，926）三月，李嗣源（明宗）至相州，“掠小坊（即小马坊）马二千匹以益军”①。明宗即位后，同年七月即以飞龙院为左飞龙院，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康福任飞龙使，但所养国马很少。后周时有所扩展，除飞龙院外，于淇水（今河南辉县境）设“牧马监”、原武（今原阳西南）设“马务”、安阳设“马坊”（可能是后唐小马坊所在地）等，但不少仍是“闲厩”，所养国马也很少。

　　北宋建立之初，对后周的牧监“始务兴葺，遣使岁诣边益市马，自是闲厩始充”，并将后周诸牧监都改称“牧龙坊”，但国马仍不多。重大战争仍强行括马以充军用，宋太宗“阅诸军战骑多缺，将北征，乃诏诸道市所部吏民马，有敢藏匿者死”。至太平兴国四年（979）末、五年初，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晋、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内厩马既充溢，“始分置诸州牧养”①景德二年（1005）将各州的“牧龙坊”改为“监”，京城以外的牧监有14 处，大名监、广平监（今永年东南）、淇水第一第二两监、洛阳监、原武监、沙苑监（今陕西大荔西南）、安阳监、镇宁监（今河南濮阳境）、安国监（当在今河北任县境）、淳泽监（今河南中牟境）、单镇监（今许昌境），以后又多次省并新置，但养马的效果并不好，“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1069）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