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作为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就逐渐崩溃，中国古代社会也就走向解体。

　　（十一）西周时期，有周天子的威权在，各诸侯封国的争战并不激烈，战争的规模也比较小，列国向采邑奴隶主贵族征收的“赋”也不多；各国的贵族还不需动用“野人”的力量和资源，“野人”只能充当军夫、输草运粮、带着城板去筑城而已。但是春秋时代以后，各国之间的兼并转剧，战争范围逐渐扩大。这时，正值“国”、“野”关系逐渐混同，“野人”也就执干戈上战场，则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的转变。“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能服兵役，可是，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要州内“野人”也服兵役。按过去的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晋文公作三军，三年后又作五军，到了公元前538 年则改作六军，几乎举国当兵，便是其证。当时的国君为了应付日益频繁的战争，除了扩充兵源要“野人”当兵外，还需他们提供兵赋，这就是史籍中所说的“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或“邱赋”（昭公四年）。距“作丘甲”已是百年后公元前483 年的“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即举国皆赋，也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周代社会中的“国人”在当时社会中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参与国君的废立，左右一国的外交，甚至可以决定和战。“国人”所以能够有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实力，是基于公社组织和氏族遗习才能得到存在的。也就是由于凝固的公社组织将“国人”鸠集在一起，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到了春秋时代，公社逐渐走向解体，国野区别业已消失，“国人”与政的传统也和贵族政治一样，变成了昨日黄花，供人悼念而已。这样一来，随着公社共同体凝固性的烟消云散，“国人”于政的力量也就跟着瓦解，商周奴隶社会也就濒于尾声矣。

　　（十二）春秋时代，在南夷北狄交侵中原之际，华夏小国岌岌可危之时，齐桓公伐山戎救燕，为卫筑营丘、救邢，纠合诸侯，领导攘夷。这在当时诚然是件大事，但是霸者的大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的山戎和南方楚之北上。齐桓公的基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奴隶制度，所谓攘夷不过是其一端，实际上他更注意消除或防范列国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公元前657 年的阳谷之会，《公羊传》僖公三年所载齐桓公的宣言中所说的“无障谷，无贮米，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便是其证。《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公而来。

　　但是，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却是在不断摧毁封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 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赞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阳人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国语·周语中》）。这里的“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为“国人”身分，“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采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风，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按着过去礼法，晋国本应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的霸主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所提倡的霸政精神早已丧失，那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所承认。原来为维系奴隶制国家的会盟制度，现在反而变成了剥夺奴隶制国家的主权，使其沦为附庸国家①。这样一来，商周时代的奴隶制即将结束矣。

　　（十三）商周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也具有它的独自的特色。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在商代创业之初，主宰一切的至上神，是“上帝”，在周代则是“天命”。商周奴隶主贵族阶级就是利用这一套宗教观念来作为统治与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以“想象的部落体，即神”①的资格而出现的。《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盂鼎》铭也说：“■（粤）我其遹■（相）先王受民受疆土”，这无不充分地表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神授的观念。这样一来，当时的土地属于所谓“单个共同体”、“共同体之父”②的周天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商周时期具有这一特点是与我国古代社会里长期残留着公社、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度分不开的。

　　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终于冲破了公社组织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同时，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又发生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学在官府”的局面也逐渐瓦解，涌现出大批“文学游说之士”，这是一个新的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战国中期，在齐都近郊的“稷下学府”就集聚了多达“数千百人”的学士，其中地位高的有士十多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这些掌有专门知识的“士”，依附于不同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92─93 页。

　　的阶级和阶层，成了这个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从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展开思想上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新旧社会交替的社会条件，又为诸子百家的自由争鸣，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舞台。